身体作为天主的创造

身体是天主的创造，这一信念是文森特·贝尼特斯讲述自己间性状况时的核心——得知自己的身体与他一直以来的认知不同后，他曾考虑手术，但最终拒绝了；他认为，改变身体比接纳它是天主的杰作更有罪。在与雅各布·巴尔达萨雷·洛梅利的谈话中，这一信念将他的童年、宗教召叫、医学发现以及留在教会职务中的决定联系起来，也将问题从是否应当纠正他的身体，转向谁有权称其为缺陷。

确诊之前的身体

贝尼特斯解释说，他出生于菲律宾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用他的话说，在那里男孩比女孩更受重视。由于他的身体差异使他很容易被当作男孩，父母便认为他是男孩，而他自己也如此相信。他的身体来到他的生命中时，并不是一个等待医学命名的问题——他成长过程中，是通过家人和周遭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份来理解自己的。

他的叙述强调，当时几乎没有机会质疑这一假设。修院生活简朴，也避免暴露身体；无论是他还是身边的人，都没有理由怀疑存在差异。他说自己一生都遵守贞洁誓愿。这些细节表明，他最终得知实情，并非发生在蓄意隐瞒的经历中，而是在一个身体隐私受到保护、日常社会认知足以使这个问题始终无人提出的生活里。

医学发现与宗教危机

决定性的检查发生在贝尼特斯于巴格达遭遇爆炸受伤并被送往医院之后。那是医生第一次为他进行全面检查。医生解释医学事实后，他感到震惊；据他回忆，黑暗仿佛降临，他担心自己整整一生都活在大罪之中。因此，这项诊断不仅提供了临床信息，也颠覆了他赋予自身身份与召叫的宗教意义。

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是通过手术矫正大阴唇与小阴唇融合的状况，并进行阴蒂固定术。贝尼特斯说，他曾考虑接受手术，也曾祈求指引，但最终决定不做。后来他向洛梅利解释这一选择时，坦率地描述了临床手术，却没有把手术的可能性说成足以解决灵性问题的答案。描述身体状况与断言它必须得到纠正，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这段谈话的核心。

关于身体与圣召的决定

得知医学事实后，贝尼特斯向已故教宗递交辞呈，却没有说明原因。已故教宗邀请他前往罗马商谈，并试图劝阻他离职。贝尼特斯最终透露了原因；两人一起祈祷，寻求指引。他说自己起初决定接受手术并离开教会职务，但在原定飞往瑞士的前一晚改变了主意。

他改变决定的依据是一项明确的神学判断——他就是天主所造的样子；在他看来，纠正天主的杰作，比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原样更有罪。他取消预约，返回巴格达。由此，他将起初似乎密不可分的两个问题——是否改变身体，以及是否继续担任司铎——联系起来，却没有把手术变成从事宗教服务的必要代价。

揭示实情与接纳的意义

洛梅利询问贝尼特斯的状况如何时，贝尼特斯回答说，从他晋铎、获任总主教和擢升为枢机时起，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他强调自己在日内瓦没有接受过治疗。他的回答着重指出的是延续性，而非新近获得的身份——医学发现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识，但依他的说法，并没有改变那个曾服务于教会的人。

贝尼特斯还回顾了自己的司铎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在帮助遭受某种苦难的女性；他认为，这或许在无意识中反映了自己的自然状态。他谨慎地将此描述为事后才想到的一种可能，而非自己当时便有所理解的事情。这一区别十分重要——他的牧职并未被说成是证明他的身体暗中决定了他的一生，而只是他在得知医生的发现后，才得以思考的一种关联。

已故教宗最终将是否接受手术以及是否继续从事教会职务的决定交由贝尼特斯自己作出。贝尼特斯说，已故教宗完全了解他的身份，却仍将他秘密擢升为枢机。这项在谈话中披露的秘密任命，使身体接纳原则具有了制度层面的意义——贝尼特斯在教会中的地位，并不以纠正身体或向已故教宗隐瞒实情为前提。他的叙述没有抹去确诊时的震惊，也没有淡化他慎重考虑的严肃性。相反，结尾呈现的是一种经过选择的理解——身体是从天主那里领受的，而非必然需要由医学修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