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上尉

军医上尉是一名前军医，C借用他的姓名和身份行医。C加入医疗队担任勤务兵时，军医上尉是他的上级；后来，军医上尉成为C的诊所合伙人、病人和依赖者。他的故事主要通过C的宣誓书重构，围绕着令人不安的交汇展开——C的实际医疗技能和日益增强的独立性、军医上尉的重病与药物依赖，以及军医上尉同意被冒充的安排。C最终确认正在调查的尸体是军医上尉，但称死因不明。

身份与战时背景

军医上尉曾任军医，在C加入医疗队担任勤务兵时是他的上级。C称，后来他在军医上尉的许可下，借用其姓名和身份行医。这份叙述将借用的职业身份与C的真实姓名区分开来，并确认他的真实姓名是C；叙述没有提供军医上尉的个人姓名。这个借来的身份后来成为两人战后经营诊所的核心，也使究竟是谁在为病人诊治这一问题陷入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战争结束前一年，两人被派往一所野战医院。军医上尉埋头研究如何从木材中制取糖，这项研究源于战时物资短缺以及甜食的价值。他从山羊吃纸这一现象推论；纸的原料是木材，因此他探究山羊肠道中的酶是否能将纤维素分解为淀粉。C称，军医上尉日夜研究这个问题。军医上尉专注于研究时，C接手了医院约一半的检查和治疗工作。在军医上尉的指导下，C学会了实施复杂手术；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仍能胜任医疗工作的依据。

疾病与依赖

这一时期的某个时候，军医上尉病倒了。C无法确定病因究竟是感染了与山羊有关的细菌，还是尝过加工后的木材。他描述了持续三天的高烧，随后出现反复发作、每次持续三天的剧烈痉挛、抽搐和神经紊乱。军医上尉无法为自己诊断，同事也未能查明病因。C称自己继续查找相关医学文献，却连这种疾病的名称也没找到。

C将自己的应对描述为一种关怀之举，却也带来了长久的后果。由于他善待军医上尉，也不忍看他受苦，便在军医上尉不断请求下开始给他用药。战争结束时，军医上尉已经出现成瘾症状。C仍陪在他身边，两人一同退伍。事后，C承认，持续供药相当于逐渐实施安乐死；同时他也坚称，自己没有勇气抛下一个亲眼见其受苦的人。因此，这段叙述中的关怀与加深军医上尉依赖的做法密不可分。

诊所与借来的身份

退伍后，军医上尉和C共同开办了一家诊所。据C所说，军医上尉仍通过病历和指示参与诊疗，但疾病使他无法亲自为病人检查或治疗。实际工作由C承担。他称自己深受病人信任，从未向持有执照的医生求助，并且尤其擅长外科手术，包括阑尾切除术。这些说法解释了诊所如何得以运作，却无法消除C自己所区分的经验与法律授权之间的差别。

C给出了继续非法行医的几个理由。他称自己需要补充军医上尉所用的药物，行事出于友情而非胁迫。他也承认，医生的资历保障了自己的生计。军医上尉的合法妻子娜娜负责管理账目；C称自己与娜娜的亲密关系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而军医上尉同意两人同居。他还承认，声望日增以及对医学的兴趣促使自己继续行医。十二年的经验和持续学习让他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他还讲述了自己发现其他医院诊断有误的事。然而，他并未在宣誓书中将能力作为法律辩护——他承认，病人的信任以及他对其他医生的评价，都不能使未经授权的行医变得合法。

衰退、同意与尸体

C将诊所经营的第八年视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军医上尉负责对外联络，包括参加医学会议。随着他的言语和举止变得越来越反常，人们开始批评并诽谤他，有时甚至称他疯了。诊所也因过度用药而受到调查。两人商量后，关闭诊所并搬到另一座城市。这次搬迁并未改善军医上尉的状况——C称他的精神状态继续恶化，逐渐厌倦生活，自杀倾向也日益明显。

在娜娜的建议下，军医上尉不再公开露面，C则以军医上尉的身份登记。C坚称军医上尉同意这个安排，而且尽管名义上发生了变化，两人的实际安排基本如旧。他还称，军医上尉不断劝他不要放弃医疗工作，既奉承他，也反复暗示如果C离开，自己可能会自杀。即使C认为军医上尉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自己，这种依赖仍在持续。C称自己对军医上尉并无怨恨，并主张应当以同情心对待疾病；同时，他也承认这种欺骗使病人面临经济和身体上的伤害。

在宣誓书对尸体的叙述中，C明确表示死者是军医上尉。他称军医上尉此前已有一段时间面临自杀风险，并对自己未能阻止他表示遗憾，但这里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死因。这一区分十分重要——C确认了尸体身份，也承认存在危险，但具体情形仍未查明。军医上尉最终的意义，在于本人身份与借用身份之间悬而未决的交叠。他的姓名为C行医提供了名义依据，他的同意帮助维持了冒名行医，而他的死亡使C必须交代一项既依赖他配合、也依赖他无力行医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