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手稿与书籍

失落的手稿与书籍是调查的核心缺失之物——理查德·弗林失踪的手稿下落不明，而约瑟夫·魏德签约要写的书始终未能出版。这两件失踪之物通过一份留存的提案、劳拉·韦斯特莱克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以及一份手稿可能从一位作家手中转到另一位作家手中的猜想而联系起来。然而，这些文件并未厘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只提供了片段，可以支撑不止一种说法；因此，失踪的书既是调查对象，也衡量着现存证据究竟能证明多少。

两本失踪的书

调查始于寻找理查德·弗林失踪的手稿。约翰·凯勒询问是否知道手稿剩余部分的下落时，与他交谈的人确认自己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份手稿并非只是遗失在现存文件之中——弗林当时已住院，而对方从第一天之后便不再接听他的电话。由于没有他的密码，她无法查看他的电子邮件。尽管如此，她仍提出检查他留下的那台小型联想笔记本电脑，同时明确表示，即便找到了文本，也不意味着她有权把它交出去。她得先和他谈谈。这段对话呈现出一份手稿的三项悬而未决之处——下落、所有权与取阅权限。

魏德失踪的书则呈现出另一种缺失。凯勒记得，劳拉·贝恩斯曾把这位教授即将出版的作品形容为一项科学领域的重磅发现。然而，搜索亚马逊以及查阅魏德已出版作品的目录，都找不到这样一本书。他最后出版的作品是一本110页的人工智能研究著作，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比他遇害早一年多。同事们听说他签约要写另一本书，但此后并无成书问世。合同与业界期待都指向一本理应存在的书；目录中的空白则指向相反情形，却没有解释缘由。

出版商的记录

凯勒致电奥尔曼与林普金出版社，先联系到一位图书编辑，随后又联系到出版社档案部门。档案部门的员工拒绝在未经管理层许可的情况下接受媒体采访；这一机构层面的阻碍一度让文件线索无从查起。后来，编辑伸出援手，找到了记录，并提供了确切的时间顺序。魏德于1987年7月寄去提案和书稿第一章；他在提案中称手稿已经完成，可以提交。奥尔曼与林普金出版社于次月寄出合同。协议预计魏德于11月开始与编辑一起修改文本。

这份时间表最终没有带来交稿。11月，魏德请求再多给几周，以便利用节日期间润饰文本。出版社同意了，但在他去世前，完整手稿始终没有交到出版社手中。因此，档案证实了提案、样章、合同和预定的修改流程，却未能提供调查试图查明其下落的完整作品。留存的提案内容颇为丰富，篇幅近五十页；凯勒刊印了这份打字文件的扫描件。它的存在让这道空缺更加具体，却无法填补它。

凯勒考虑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出版社或许放弃了这个项目，不过考虑到已有合同，而且一本由遇害教授所写的书可能引起公众关注，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种可能是，魏德的妹妹英格——报纸报道指她是其遗嘱执行人和遗产受领人——反对出版，并有法律依据阻止此事。由于她已定居意大利，凯勒怀疑她未必了解当时的许多情况。这些只是调查中的可能性，并非已证实的解释——无论是出版社留存的文件，还是有关遗嘱的报道，都无法证明是谁阻止了出版，也无法证明是否有人阻止过。

后来的书与一种可能的联系

劳拉·韦斯特莱克于1992年出版的一本书，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一位在康复中心图书馆发现这本书的女性认出了作者的照片，并断定韦斯特莱克就是改名后的劳拉·贝恩斯。她指出这是韦斯特莱克的第一本书，称它获得一致好评，并认为她后来事业的根基正是这本书。基于这些判断，她相信这就是魏德原本打算出版的书。这个辨认让失踪之作有了可能的后续——它的内容或许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以另一位作者的名义重新出现。

这位女性的叙述还提出了更多猜测，但仍属指控。她推想，贝恩斯在谋杀案发生前拿走了魏德的手稿，而且可能操纵弗林犯下罪行。之后，她凭借弗林的普林斯顿大学英语专业学位和1988年的毕业年份找到他，并寄给他一本韦斯特莱克的书，没有附上任何信件。她猜想，弗林收到这本书后，是否因此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以报复贝恩斯对他的欺骗。这一推测把失踪之书与失踪手稿联系起来，但这段叙述并不能证明弗林知道手稿被盗、贝恩斯策划了谋杀，或这本书促使他动笔。

文件能够与不能证明的事

最有力的比对来自文本。凯勒将魏德随提案附上的第一章与韦斯特莱克一书的开篇章节并置，发现两者几乎完全相同。这种相似性意义重大，却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韦斯特莱克可能拿走了魏德的手稿，也可能是她与魏德曾共同合作，并对这本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比对不能证明她为了得到手稿而杀害魏德，也不能证明弗林曾协助她。凯勒区分了文本重叠的证据与谋杀的证据；而完整手稿的缺失，也使比对无法借助整部作品厘清两本书之间的关系。

弗林手稿可能扮演的角色同样难以确定。凯勒考虑过它可能是一份供述——也许弗林在生命将尽时，意识到自己受贝恩斯欺骗，于是利用手稿揭露事情真相。但这仍只是对一份凯勒尚未找到的文本所作的解读。因此，两处缺失并不能互相解答。关于魏德之书的理论为弗林提供了可能的写作动机；那份所谓的供述或许能解释他为何动笔；但缺失的书页并未证实任何一种解释。

未能闭合的档案

随着提案、通信、回忆和种种理论不断累积，凯勒将调查带来的感受形容为置身迷宫。他起初寻找的是弗林的手稿，但魏德逐渐成为调查的中心，弗林则退居次要位置。这些文件始终无法拼合成连贯的叙述，两本失落的书也成了彼此阴郁的回声——凯勒出发时要寻找一本书，最终却循着另一本书的线索前行。它们平行失踪，在调查中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模式，但这并不能证明两者有着共同原因。

最终，调查在未能找回手稿、也未能确定解释的情况下停止。凯勒把调查文件装进一个箱子，放进壁橱，并告诉丹娜·奥尔森，他已同意放下此事，因为自己没有发现新情况。她回应说，逝者应当安息，生者应继续生活；这番话让这个决定仿佛成了献给弗林的墓志铭。文件仍然留存，却不再有人追查。书籍的意义正在于这种未解的张力——提案与印刷出来的书页让调查者得以重构种种可能的经历，而缺失的手稿则让关键部分始终无法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