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汽车公司

长夜行

福特汽车公司被描绘成一家看似对任何求职者都敞开大门的雇主,但这种开放带来的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对机械化劳动的服从。对费迪南·巴达穆而言,工厂成为一套筛选、指挥并替换工人的制度,将他们的生活化约为规定好的动作;工厂的工业纪律令人联想到小说中军队和殖民地对人体的控制。

抵达与招聘

巴达穆按照指引来到一片由巨大玻璃建筑组成的建筑群。他从外面看到里面的人行动艰难,周围的机器则持续轰鸣。一张告示说工厂招人,他便加入了队伍;队伍里有等待了好几天的人,也有为找工作长途跋涉而来的移民。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公司不在乎雇用谁,但警告说,任何人若对公司的条件提出异议,都可能几乎立即遭到解雇并被人取代。

招聘过程具体印证了这一警告。求职者必须脱衣接受体检,但体检并非真正评估其是否适合工作——一名助手告诉巴达穆,他身体状况不佳并不重要,医生则解释说,健康与这份工作无关。巴达穆提到自己曾学过医学,却被告知,教育和想象力都不受欢迎。工厂需要工人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动作,而不是思考;因此,巴达穆决定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安静、顺从的劳工。

工作与工业纪律

招聘之后,巴达穆被送往机器所在区域,随着缓慢移动的队伍前行。建筑的震动和噪声令工人难以承受,新雇员成群地消失在各个工位,被分派操作一台台机器。这段叙述所呈现的从求职者到工人的转变,与其说是进入工作场所,不如说是被吸纳进其物理节奏——人的身体随着建筑颤动,而噪声使交谈和思考都变得困难。

巴达穆的第一项工作,是把定位销递给一名失明的同事;这名同事多年来一直校准同样的零件。他做得很差,三天后便被调去推一辆小手推车,在机器之间运送垫圈,并按各个工位的要求交付不同数量。这个调动并未被描绘成培养更高技能的训练。他的工作仍是一连串指令和动作,在没有交谈的情况下完成;机器对注意力和时间的控制从未间断。

工厂的纪律并不随着班次结束而停止。六点钟机器停了,但巴达穆整夜仍觉得机器的声音在脑中回响,油味也挥之不去。他说自己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工人仿佛已成为机器的延伸,而他渴望的却是与一个活生生的人接触。这段叙述将工厂劳动与疲惫相联系,也展现了它如何缩窄人的感知和社交生活。

被取代与离开

后来,巴达穆勉强尝试返工,却只走到了工厂门口。对机器的预期就足以使他停下脚步。在发电厂的玻璃正门外,他再次遇见那位俄罗斯前出租车司机;对方告诉他,公司因他缺勤三周而将他解雇,并用一台机器顶替了他。巴达穆接受了这一消息,认为返工一事就此了结,随后返回城里。

这种取代最清楚地揭示了工厂的用工逻辑——无法重新适应规定日常流程的工人,不会得到照顾,也不会有人等他回来,而是被从岗位上撤下,由机器接替。巴达穆无法返岗,标示出他适应能力的限度;他能暂时装出顺从的样子,但这份工作已使重新进入工厂变得难以忍受。

工业与制度意义

工厂的招聘和劳动做法,将巴达穆的经历置于更广泛的制度模式之中;这些制度对人的身体进行分类并加以支配。小说把他在工厂接受检查和分配工作的经历,与军方对伤兵的观察并置;伤兵的行为受到审视,他们的未来也可能由当局决定。在这两种情境中,官方制度都声称有权决定一个人适合做什么,而个人自己的陈述几乎无足轻重。

殖民地仓库则呈现出另一重对照——巴达穆在那里学会给麻袋编号、伪造重量,同时目睹公司如何对待非洲劳工。与福特汽车公司工厂一样,那里的工作也通过强加任务和使工人屈从于体力劳动来组织起来,不过具体劳动和环境并不相同。这些场景共同将工业经济与殖民经济联系起来,但并未将两者视为完全相同——它们都揭示了企业权力如何把人变成受管理的劳工,而福特工厂则以机器取代工人,最直接地呈现人的可抛弃性。因此,这一段落使小说对工业机械化和异化的批判具体可见——工人的健康状况不在雇用考量之内,他们被要求不要思考,被限制在重复操作中,最终与设备变得可以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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