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与父亲
雨的性格叙述者与父亲的关系，通过孩子强烈的依恋和滑稽的误解呈现出来，随后又由成年后的叙述声音重新诠释；这个声音将记忆视为抵御失去的手段。父亲既是安全感的来源，也是一个会突然消失、令孩子惊恐不已的人物，同时还是她那套精巧理论中不知情的主角——她认为他的工作是担任领事、负责清理下水道。他们的关系在身体接触时尤其鲜明——散步时父亲递来的手，随后又在洪水中骤然消失。
记忆与家庭纽带
叙述者将自己可靠的第一人称记忆追溯到1970年2月，那时白巧克力赋予了她身份，也赋予了她记忆——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声称自己记得那之后的一切，同时也承认，自己无法回想起父母的每一份忧虑或每一场谈话。留存下来的反而是要紧之事——她学游泳的湖水有多么绿、花园的气味，以及梅酒的滋味。她的这种区分关系到父亲的呈现方式——他们的关系通过孩子鲜明的回忆场景传达给读者，但叙述者也意识到，她对自己和家人的最初认识，取决于别人告诉她的事情。
叙述者说，在那次觉醒之前，她什么也不记得，必须通过自己的心智筛选他人的回忆。觉醒之后，她将自己所知呈现为亲身记忆，由写下这篇叙述的同一只手创造。这个宽泛的主张刻意难以核实；她说，自己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是否相信。由此呈现出的父亲形象亲密，却并非一份客观的家庭记录——它的可信度取决于叙述者对自己记得什么、又有哪些事情无从记起的区分。
言语也标示出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叙述者仔细思量自己要先大声说出哪个词；她知道，公开说出口会赋予一个词特别的分量，而父母需要熟悉的保证。称呼他们，便确认了他们为人父母的角色；她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家庭生活的义务，便推迟选择第三个词。因此，她私下的流利表达与公开时的沉默并存。父亲属于她所承认并履行的家庭秩序，尽管她仍将内心生活的大部分留给自己。
作为表演者与谜团的父亲
父亲的公众角色最初在叙述者眼中是一场她无法解读的表演。在寺庙花园的一场户外能乐演出中，他穿着日本服装登台，跪着唱歌。她为他感到骄傲，却看不出他的表演意味着什么。日本观众面无表情地专注观看，在她看来也是谜团的一部分；直到后来她才知道，这种反应表明他唱得很好。日落时，父亲很快离开舞台，因为他的腿已经麻木，不过叙述者是事后才明白这一点的。
那天晚上，父亲问她觉得这场演出怎么样。她没有评价演出，而是问唱歌是不是领事的工作。他回答说，倒也不完全是，但这并没有让她更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他的职业仍是个谜，部分原因在于她尚未具备理解解释所需的知识。这一幕同时呈现出父亲的两种身份——对女儿而言，其工作陌生的公众人物，以及邀请她表达看法的家长——即使她的回答来自孩子对世界尚不完整的认识。
洪水中的散步
日本的梅雨季期间，小绿湖的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湖水漫过了杜鹃花丛。雨停片刻时，父亲伸出手，问叙述者是否愿意和他出去散步。他们在被洪水淹没的街区漫步，沿着顶上铺有瓦片的墙，以及银杏树荫蔽的花园走过。她喜欢这样的散步，因为父亲会沉浸在思绪中，任由她自由行动。她双脚一齐跳进沿路缘奔流的急水里，把自己的裙子和他的裤子都弄湿；和母亲不同，他似乎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有阻止她。
这次散步让叙述者最清晰地感受到归属。街道变成一条小径，沿着山势蜿蜒通往小绿湖；她觉得这就是她的宇宙，仿佛是专门为她而有的。握着父亲的手时，她觉得一切都在其位，首先是她自己。接着，那只手不见了。她转过头，没有注意到父亲何时松开了手；当她看向身旁时，他已经不在那里。骤然失去父亲，把令人安心的散步变成了可怕的发现——就连父母这样真实而坚实的人，也可能毫无预警地仿佛消失。
父亲的消失引出了同一种恐惧的另一个版本，更加离奇，也更泥泞。父亲掉进了雨水沟。叙述者得知此事时，起初看不见雨水沟；一个漩涡让她看清水正往哪里急速流下。她开玩笑说父亲在味噌汤里，但这件事也促使她设法解释发生了什么。回家的路上，她认定领事一定是清沟人——她想象父亲之所以对她隐瞒职业，是因为羞于启齿，而且他每天都待在下水道里。
这个错误的解释让她高兴，而不是贬低父亲。在她看来，父亲假想中的工作让他与水联系在一起；她把水视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元素，也是自己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尽管她曾险些溺水。母亲急忙陪她出去确认雨水沟时，父亲在下面喊说自己准备好了。母亲独自一人拉不出他，于是邻居拿来绳子，把他从泥里拖了出来，围观的人也越聚越多。孩子想象中的清沟人，与实际跌进雨水沟的领事，在这场滑稽的救援中合而为一；这件事没有动摇她对父亲职业的亲昵猜想，尽管那并非事实。
分离、隐瞒与回望
父亲告诉叙述者，全家还会在日本住两三年时，这个消息既让她安心，也令她痛苦。能在出生之地多待些时候，就像一种药，能够缓解疼痛，却治不好根本的病。她建议父亲换一份工作，把自己关于清沟人的猜想带入有关家庭未来的谈话。他回答说，自己不想在下水道里工作；这清楚地显出她的想象与他的真实职业之间的差距，却没有消解这番交流中的温情。
叙述者与父亲的关系，也受到她没有告诉父母的事情所影响。童年时自杀未遂之后，她从未告诉他们那并非意外；她也没有说出自己认为鹿岛女士做过或没有做到的事情。这种沉默为家庭亲密关系划定了界限——父亲也是叙述者向其隐瞒一件重大事件真相的父母之一。与此同时，后来她不确定自己究竟是梦见还是编造了那件事，而左边太阳穴上的伤疤则给出了答案；她将伤疤视为事情确曾发生的证据。
叙事意义
父亲手的反复意象，凝聚了这段关系的情感变化。在被洪水淹没的街区，握住父亲的手片刻让世界显得井然有序；失去那只手，则让亲子纽带显得可能骤然断裂。雨水沟事件又将这种恐惧反转为闹剧——孩子想象父亲在街道之下的职业生活，眼看着他被从泥里拖出来。亲情与误解并不相互抵消——孩子正是通过两者，来认识一位其工作和内心想法大多超出自己所知的父亲。
成年后的叙述者坚持记忆的力量，同时承认它的局限，为这些场景赋予了长久的形态。父亲的散步、表演、职业和获救经历，都作为鲜明而具体的片段留存下来；父母日常谈话中的大部分内容则没有留下。因此，这段关系并非对家庭生活的连续叙述，而是由回忆串联起来的几个情感浓烈的场景——舞台、一只手、一条被洪水淹没的小径，以及让父亲既成为谜团、又成为家的源头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