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凯莱赫

阿蒂·凯莱赫，也称亚瑟·凯莱赫和凯莱赫先生，是凯莉·凯莱赫的父亲——他为人亲切，物质生活富足，而对女儿童年眼疾的担忧也与他对身体正常的强烈坚持交织在一起。他后来投身的政治事业使他与凯莉产生冲突；而凯莉被困沉车时的绝望念头，则显示出即使在为自己的性命奋力挣扎之际，她仍多么想要保护父亲。

身份与家庭生活

阿蒂和妻子玛德琳初次出现时，正焦虑地关注着襁褓中女儿的眼睛。凯莉出生时患有斜视——控制左眼的肌肉比控制右眼的肌肉弱。在她两岁之前，眼中所见的两个影像会不可预测地重叠；她依靠较强的右眼进行补偿，而左眼则会游移。父母反复观察她的目光，在她鼻子前晃动手指，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心情介于惊慌与不耐之间。

这家人的忧虑并不只是关于凯莉的视力。她的父亲尤其介意他所谓的异常，而叙述将这种不安与家中对身体健康、幸福、吸引力和正常的重视联系起来。阿蒂爱凯莉，也想让她免受伤害，但身体差异的迹象令他难以忍受。因此，他的关爱伴随着一种坚持——要让她的身体符合他人眼中寻常的标准。

决定矫正凯莉的眼睛

医生们对如何治疗凯莉意见不一。一位医生建议做练习；另一位则敦促尽快手术，并警告说，如果弱眼没有改善，可能会永久萎缩。玛德琳和罗斯外祖母起初想先试试练习，便让一位年轻治疗师帮助凯莉；这位治疗师对矫正问题抱有乐观态度。然而，阿蒂几乎无法忍受看着女儿那只游移的眼睛，也担心她开始上学后会怎么样。

他主张未雨绸缪——他认为，如果练习无效，其他孩子就会嘲笑凯莉，把她当成怪人。他试图平静地说明这一点时，凯莉有时就在附近听得到。玛德琳也试图以同样克制的方式回应，但颤抖的声音和双手最终让她落泪。他们的争执显露出两种父母的恐惧——玛德琳不愿仓促动手术，阿蒂则害怕他认为身体差异会给女儿带来的社交伤害。

阿蒂最终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请了假，和玛德琳开车载凯莉从戈旺达高地出发，花了四十分钟到达东区大道上的贝斯以色列医院。手术矫正了她的眼睛。恢复得很快，虽然并不像承诺的那样毫无疼痛；术后，病症的可见迹象消失了，凯莉看起来恢复正常。这场手术解决了眼前的家庭危机，但这一经历也表明，对外界评判的担忧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个决定。

政治立场与凯莉的冲突

阿蒂的政治生活根植于他与共和党国会议员哈姆林·亨特的长期友谊；两人自学生时代便相识，也常一起打高尔夫球。即使股市崩盘后生意不顺，阿蒂仍继续为亨特的竞选活动捐款，并协助在戈旺达高地乡村俱乐部主办大型筹款晚宴。他以一种孩子般的自豪感，庆幸自己获邀参加地方和州层面的共和党活动。

在布朗大学学习美国历史与政治的凯莉，对亨特公开表现出的保守立场及其全国知名度感到愤怒。得知她所理解的亨特信念后，她冲着父亲大喊，指责亨特搞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并支持种族灭绝。阿蒂瞪着她，仿佛她刚刚打了他一巴掌。凯莉随后问母亲怎么能支持亨特，母亲的回答较为温和，却避而不谈——她握住凯莉的手，问凯莉凭什么以为知道她投给了谁。这段家庭对话表明，政治忠诚成了亲密关系中的冲突来源，而不只是意见分歧；凯莉在道德上的谴责，面对的是父亲震惊的沉默和母亲拒绝透露投票选择的态度。

凯莉的危机与她对父亲的牵挂

多年后，在那趟最终以丰田汽车坠入印第安溪告终的车程中，凯莉身处的境况与童年时父母试图掌控的危机截然不同。汽车入水后，她被困在车内，黑水不断上涨。参议员在惊慌逃生时踢了她；凯莉明白那是他慌乱之中失去判断所致，尽管她正奋力求生，仍然相信他。

她开始想着阿蒂，并与想象中的救援队讨价还价。如果必须截肢，她愿意交出右腿，或者双腿；她答应签署免责文件，并说自己不会起诉。她想到父亲一向喜欢打官司，记得家人常拿这点打趣他，于是想象自己解释事情经过，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一念头与他早先试图保护她免受伤害的做法形成鲜明反转——此刻，凯莉想象着牺牲自己的身体并承担责任，以免父亲惹上法律麻烦。即便身处车内，呼吸和行动能力都在衰退，她与家人的纽带仍左右着她想象中的获救条件。

性格与意义

阿蒂的形象呈现出温柔与控制之间的张力。他想让凯莉免受痛苦，明确体现了他对女儿的爱；然而，他对女儿眼疾的反应也反映出，在这个家庭里，身体差异被视为令人苦恼的异常，并且部分是为了应对人们预想中的其他孩子的评判而加以矫正。因此，他选择推动手术，既是父母关爱的表现，也是这个家庭对正常外表强烈执着的体现。

他与凯莉的关系也将私人情感与公共政治并置。阿蒂对哈姆林·亨特的忠诚，因友谊、竞选工作以及获邀参与政治活动的自豪感而延续；凯莉的反应则源于她坚信亨特的政治立场在道德上无法容忍。后来，凯莉想象自己愿意为车祸承担责任，让人想起他们纽带的另一面——尽管两人存在冲突，她仍然深切地想保护父亲。根据所提供的情节，小说没有写到阿蒂得知女儿遭遇的场景，因此，最后这种失衡——他曾努力保护她，而她临终前却想着保护他——始终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