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子的囚禁

午夜之子遭囚禁，指紧急状态时期的关押与搜捕；这一行动将萨利姆和四散的午夜之子成员聚集到寡妇的权力之下。这既是萨利姆被捕和出卖同伴的结果，也是他陷入沉重罪疚的缘由，更是一种讽刺性的逆转——企图瓦解这个团体的政权，反而使被囚禁的成员产生了罕见的团结感。

被捕与囚禁

萨利姆认为，针对德里魔术师聚居区的行动是一次协同策划。湿婆少校前来抓捕他，而寡妇之子的市容美化和输精管切除计划则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目标不只是一个逃脱的魔术师——萨利姆记得午夜之子的姓名、地址和面容，因为他夜复一夜地与他们建立心灵联系。寡妇的部队抓住了这个能够辨认整个分散团体的人。

这次抓捕也与萨利姆和湿婆的宿敌关系密切相关。萨利姆相信，湿婆从女巫帕尔瓦蒂那里得知了他的下落，随后把他交给自己的政治靠山寡妇。萨利姆将自己描绘成胜利者的受害者，但叙述强调，真正使他对当局有价值的，是他掌握的信息。他被捕之后，他与其他孩子之间亲密而非凡的联系便成了国家监控的工具。

萨利姆被带到贝拿勒斯，关进寡妇收容所一间位于楼上的小房间。收容所原是一位大君的宅邸，如今用作丧偶妇女的住所。狭小的房间和哀悼的大厅，成了拘禁设施的一部分——有人给他送来囚犯的饭食，寡妇的官员还请来两名穿制服的审讯者盘问他。萨利姆把这对不相称的搭档称作艾博特与科斯特洛，但他们毫无幽默感的举止并未使这场遭遇变得滑稽，也未减轻其中的压力。

审讯与背叛

萨利姆后来谈及审讯者采用的手段时，称自己的记忆一片空白。他拒绝回忆或讲述他们如何让自己开口，却承认了结果——他变得极其健谈，泄露了姓名、地址和外貌特征。隐去的细节反而使供述造成的后果更加确定。萨利姆出卖了午夜之子——正是他创立了这些孩子的会议。

他指认出五百七十八名孩子。当局告诉他，帕尔瓦蒂已经死了，湿婆也已倒戈；萨利姆认为自己是名单上的下一个，在另一个人的背叛之后承受压力开口。审讯者回应说，新被提到的人他们原本并不认识，于是这份名单成了实际开展搜捕的工具。萨利姆并非只是提供一个已被拘押团体的情报——他的供述帮助当局把这个分散团体转变为一群可以定位和抓捕的人。

紧急状态的广泛规模，为萨利姆个人遭囚禁一事提供了严峻背景。萨利姆说，政治犯人数的估算差异很大，但无论是三万人还是二十五万人，都曾失去自由。寡妇则认为，与印度人口相比，这个比例微不足道。萨利姆将这种官方轻描淡写的说法与自己牢房中的境况并置——他受到束缚，睡在草垫上，还得与虫子分食每天一碗米饭。因此，这次囚禁只是更大规模政治拘押的一部分，而政权的语言则把其人的代价化约成一个数字。

收容所里的孩子们

从四月到十二月，午夜之子陆续遭到搜捕，并被带到寡妇收容所。萨利姆说他们大约二十九岁，并想象他们的低声细语充满整座建筑。他在牢房里隔着薄而剥落的墙壁听见他们的声音，并将之与自己供述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他的罪疚再也无法只留在心里——隔开囚犯的墙壁，也传来了他所出卖之人的声音。

萨利姆低声向孩子们道歉。他承认自己的责任，而没有提出自己考虑过的种种可能借口，包括他不该为湿婆的行为负责。他想起帕尔瓦蒂之死和贾米拉的失踪，并把这个团体的新一轮消失视为自己生命中反复出现的消失模式的一部分。这番忏悔并未被写成一场圆满解决的道德清算——这是他试图对一群同样身陷囹圄的人说话，而他们无法挽回他所提供的信息已经造成的后果。

孩子们遭囚禁，也使他们直面国家的强制力量。萨利姆警告他们，囚犯可能遭受暴力，并试图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然而，其他人仍继续彼此低声交谈，回忆往日的分歧和彼此间的关系。真正令他不安的，恰恰是他们的镇定——尽管过去的冲突曾使他们分裂，如今他们却身在同一群牢房之中。

团结、希望及其局限

萨利姆惊讶地意识到，这一结果带有讽刺意味。还是孩子时，这些成员彼此争吵、互不信任，还因语言和宗教分道扬镳。在收容所里，囚禁却让他们站到了同一边。寡妇意图把他们关在一起，以此摧毁他们；但共同的处境反而使他们得以设想一个共同的政治未来，甚至想象建立一个午夜党。他们的团结刚刚形成，仍不稳固，却与被捕前界定这个团体的种种敌对关系形成鲜明对照。

有一段时间，萨利姆把这种相聚视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说，囚犯的乐观情绪几乎像一种流行病——希望在囚禁的黑暗中滋长，而获释的可能性使他们得以想象开启新的事物。这份希望既没有抹去背叛，也没有恢复孩子们的自由，更不能证明他们设想的政治未来会实现。其重要性在于这一逆转本身——政权试图孤立并击败他们，结果反而使他们新近意识到彼此的集体身份。

萨利姆的叙述通过悔恨、停顿和不完整的记忆重返这一事件。他试图不让悲伤玷污自己的讲述，最终却沉入悲痛；他拒绝详述审讯，却准确记下了自己泄露的信息及其代价。因此，这场囚禁既标志着午夜之子的政治转折点，也揭示了叙述者自我认知的一道裂缝——他们被迫聚集在一起，既成为他最深重背叛的现场，也短暂地成为他们最出乎意料的团结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