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时期
《梦的解析》世纪末时期是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赋予《梦的解析》独特的双重性质——它既论述梦如何运作，也记录弗洛伊德据以提出这一论点的生活、文化与压力。在弗洛伊德的叙述中，古典学问与当代维也纳在梦中相遇；一位医学学者的私人素材，成为关于心理生活普遍理论的证据。
文化与思想背景
本书将梦的研究置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而不局限于医学。弗洛伊德考察了早期有关梦的著述，并援引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和西塞罗，也提及书中维吉尔式的题词。这些引文勾勒出一段解释彼此竞争的历史——亚里士多德认为梦源于生理，而非神灵；卢克莱修和西塞罗则将梦与清醒生活中的关切联系起来。古典框架表明，弗洛伊德意在探讨文化问题，而不只是临床问题。
随后，弗洛伊德将自己的方法与博学传统和通俗释梦传统并置。他回顾《创世记》中约瑟解梦的故事、达尔迪斯的阿尔忒弥多罗斯所著的古代梦书，以及当代通俗解梦手册。它们共有的前提——梦有意义——在他看来比科学上的怀疑态度更有希望；但他力图通过自由联想，为这一前提奠定科学基础。因此，本书往返于承袭而来的文化材料与一种拟议中的心理学探究方法之间。
维也纳、工作与私人生活
这一时期通过一位学养深厚的医学学者的日常生活呈现在书中——弗洛伊德的亲属与同事、医学训练、健康、家庭生活和家庭假期。书中涉及的范围还包括1890年代维也纳的政治、性与俚语。若将本书视作同时代文献，它不仅是一部梦理论著作，也应与斯特凡·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阿图尔·施尼茨勒的1890年代日记一并阅读，作为其时代环境的记录。
这一背景包含职业上的不确定性。弗洛伊德于1899年出版《梦的解析》，此前多年间，他屡遭失望，认可也迟迟未至。他获任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使他得以在1886年与玛莎·贝尔奈斯结婚；但要养家，他还必须开设私人诊所。尽管研究著述丰硕，他直到1902年才获晋升为教授，部分原因是反犹主义。1897年的一个梦发生于他的名字被提出却未能成功获任之后；梦中，另一位犹太同事R.与弗洛伊德的约瑟夫叔叔联系在一起。约瑟夫叔叔曾因经手伪造钞票而被判处十年监禁。梦中，犯罪行为与犹太身份交织在一起，职业上的失意则被转移到一位同事身上。
梦的素材也留下了弗洛伊德对科学荣誉落空的失望痕迹。他与发现可卡因的麻醉特性失之交臂——他发表了相关论文，但决定性的研究不久后由他的朋友卡尔·科勒完成。1898年3月初的植物学专著之梦中，一株干枯植物与书页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和妹妹曾受父亲鼓励，从一本插图书中撕下这些书页。梦的意象将书籍受损与身为作家的失败焦虑联系起来，也间接指向对父亲的责备。弗洛伊德回想起父亲1885年接受青光眼手术时，卡尔·科勒曾为他施行可卡因麻醉；他借此抵消敌意，并想象自己处在父亲的位置上。
友谊、内疚与梦的素材
弗洛伊德与柏林耳鼻喉专科医生威廉·弗利斯的友谊，也是那个时期思想与个人生活交织的一部分。两人于1887年秋相识，当时弗利斯在维也纳听了弗洛伊德的讲课，不久便成为密友。他们的通信后来为了解弗洛伊德的个人与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一度接受了弗利斯关于周期、双性倾向，以及鼻部疾病与生殖器之间存在生理联系的理论。因此，这段友谊的重要性不止于传记层面——弗利斯的观点帮助塑造了弗洛伊德一个核心案例背后的医学假设。
1895年3月，弗洛伊德为艾玛·埃克斯坦治疗歇斯底里症；他接受了弗利斯关于鼻部疾病与性之间存在联系的理论，认为对她的鼻子进行手术或许有所帮助。手术后，埃克斯坦持续鼻出血；后来一次严重出血促使弗洛伊德请来另一位医生，对方取出了遗留在她鼻腔内的纱布。弗洛伊德因弗利斯的失误而苦恼，却仍为他辩护，后来还将埃克斯坦的症状归因于她渴望得到医生的爱。这段经历构成了弗洛伊德用来展示其方法的梦的背景；在梦中，他通过将过错转移给同事，保护自己免受专业失职的指责。
这个梦的联想超出了弗洛伊德向读者谨慎讲述的职业竞争。它们还关联着弗洛伊德对朋友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的内疚——为帮助他摆脱吗啡成瘾，弗洛伊德曾鼓励他使用可卡因；可卡因滥用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这个案例将职业上的自我辩护与内疚，以及男性同事之间的亲密关系交织在一起。它与埃克斯坦的关联也表明，一位女性患者如何成为呈现男性职业关系与冲突的媒介。
作为自传与文化论述的本书
弗洛伊德依赖自己的梦，使本书的证据具有不同寻常的个人色彩。他解释说，已发表的梦和从陌生人那里收集的梦都无法满足他的目的，而患者的梦又受到神经症特征的影响。他只剩下一个选择——报告自己的梦，尽管这意味着要暴露比科学家通常愿意披露的更多内心生活。他承认，有时会删去或替换材料，以减轻失言带来的难堪，但代价是削弱例证。本书的论证因此受到一种张力的塑造——既需要证据，又受弗洛伊德为自我披露划定的界限所约束。
这种张力支持了将《梦的解析》视为一部部分经过伪装的自传这一解读。书中明面上的细节讲述弗洛伊德与家人及同事的交往、医学工作、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和假期；在这些细节之下，重要的梦编码了职业抱负、焦虑与个人冲突。书中的个人披露并非与其理论无关——弗洛伊德将自己能够取用的生活素材，用来解释回忆、情感与愿望如何在梦中转化。
这一时期的社会处境也影响了本书更广泛的抱负。作为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及其家人认同逐渐扩大犹太人民事权利的帝国政府；这一进程最终在1867年宪政妥协后实现解放。然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厚熟悉并未带来充分的社会融合。弗洛伊德与犹太同胞相处时感到格外自在；书中的分析则认为，他的边缘地位使他能够部分从社会内部、部分从外部观察社会。立足于这一位置，本书试图构建一种关于心灵中隐秘且往往令人羞耻的力量的普遍论述——它试图将差异纳入其中，尽管经历差异本身也帮助作者成为敏锐的文化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