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西蒂·万利斯

费利西蒂·万利斯是早期被幻影囚禁的受害者，她的遭遇揭示了幻影将女性视为可替换财物的行事逻辑。她计划逃跑，却未能脱身；后来，幻影选中吉尔·理查兹作为替代者，费利西蒂因此遇害。费利西蒂的经历也影响了吉尔对自身处境危险性的理解，而她死后被取走的物件最终帮助警方将杀手与他的罪行联系起来。

囚禁与逃跑尝试

费利西蒂出现在阁楼时，已经被关在地板活板门下方的笼子里。绑架者通过放下一架可伸缩梯子来到她身边，而他探访的规律决定了她什么时候能离开笼子活动。她的手腕和脚踝被绳索捆住，门被锁上，阁楼空间狭窄，这些都构成了她实际囚禁生活的限制——即使只是短暂活动，也要得到男人的允许。场景描写了她等待他到来，并留心屋内显示他在场的寻常迹象，包括楼下暖气开始运转。

费利西蒂并未认定囚禁是不可避免的。她花了一天时间准备反抗，借助自己年轻时上柔道课的记忆。当绑架者让她走向卧室时，她发起攻击，短暂地使他失去平衡。她拿起他掉落的绳子，跑下楼梯，朝厨房和后门奔去。发现门锁着后，她寻找钥匙，接着试图用平底锅打破窗户。绑架者追上她并制服她，这次尝试就此失败。这一过程既展现了她的计划，也显示了房屋所施加的限制——她抵达了自己认定通往自由的路线，却没能在绑架者重新控制局面前穿过锁着的出口。

这次失败的逃跑尝试带来的影响不止于当时的搏斗。后来，吉尔·理查兹从费利西蒂告诉她的事情中明白，这次尝试让幻影变得更加谨慎。吉尔也试图反抗，并得出结论——自己的行动伤到了自己，也加重了幻影的怒气。因此，费利西蒂的逃跑经历成为吉尔评估危险时所依据的一部分信息，尽管它无法提供可靠的脱身方法。

替代关系及她与吉尔·理查兹的联系

当一名年轻女子被带进阁楼时，费利西蒂认出了囚禁模式。她从新来者的恐惧和状况中明白，这名女子经历了与她自己被囚禁前相同的控制过程。幻影明确说明了这种更替——他告诉费利西蒂，她已经被替换，而且他有了一个新的“娃娃”。他的话清楚表明，在他的体系里，另一名受害者到来，就意味着之前那名女性对他已失去用处。

新来的受害者是吉尔·理查兹。费利西蒂没有把她当作竞争者，而是视她为一个陷入同样可怕处境的人。她朝吉尔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后来又低声告诉她要勇敢。与幻影对两名女性的控制相比，这个举动微不足道，却让她们之间出现了相互理解的时刻——费利西蒂记得自己刚到时的情形，因此看出了吉尔的恐惧。她对吉尔的关切，也与绑架者用来描述替换的说法形成对照；那种说法把每个女性都缩减成一个可以由别人占据的位置。

费利西蒂不再出现之后，她在吉尔的回忆中仍然举足轻重。吉尔记得自己听到的撞击声，并推断幻影曾把费利西蒂的尸体移到阁楼活板门处，再把它推出去。后来，绑架者告诉吉尔自己杀了费利西蒂，还说他已经让她知道谁才掌握控制权。吉尔明白，费利西蒂的遭遇不只是威胁——这一切已经发生，而同一套替换规则如今也让吉尔身陷危险。

死亡与留下的证据

幻影在一个星期六杀害了费利西蒂。后来，吉尔告诉佐伊·哈迪，她亲眼看到幻影徒手掐死费利西蒂，随后取下她的一根手指和皮肤上的纹身。星期天早晨，费利西蒂的尸体被弃置在罗克。这些细节交代了她从遭到囚禁到被杀害并弃尸的过程，同时表明暴行并未随着她的死亡而结束——幻影把取走的东西保存下来，作为私人收藏的一部分。

这批收藏的处理方式很有条理。那根手指被放进一只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瓶，瓶上贴着一条窄标签，写有费利西蒂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纹身也被留下保存。后来调查人员搜查房屋时，伊芙·斯特朗在最上层抽屉下方发现了纹身——一小块皮肤上纹着一只神情愉快的小企鹅，并被钉在胶合板上。欢快的图案与保存方式格格不入，使这件物品尤其容易被辨认出来。对伊芙·斯特朗和保罗·福雷斯特而言，这是能证明幻影难以解释自己与罪行无关的物证之一。

费利西蒂之死因此对调查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它证实了绑架者的替换循环所带来的危险，而他保存的物件则把他对待个别受害者的方式与更广泛的战利品及纪念物模式联系起来。他视为所有物的东西，最终成了证据。费利西蒂本人无法回来讲述发生过什么，但吉尔的陈述和保存下来的纹身，帮助调查人员查明她的遭遇。

公众关注与叙事意义

费利西蒂的故事处于一场调查之中，而失踪女性在公众眼中的意义正受到争议。特里·布里格斯和贝里·布里格斯失踪成为新闻后，一份报纸猜测这对双胞胎是否被同一个男人绑走、是否卷入诱骗团伙，或者只是离家出走。报道对她们的描述并不友善，还将她们的母亲琳达·布里格斯及其住所的照片放在显眼位置。琳达后来抱怨说，媒体更关注漂亮或有钱的女性，而像她这样的工人阶级家庭得到的关心较少。她的批评揭示了受害者及其家人所获关注并不平等，即使警方仍在应对大量声称目击双胞胎的报告。

对此，琳达·布里格斯、邻居和双胞胎的朋友们组织募捐，印制印有特里·布里格斯和贝里·布里格斯照片以及寻人请求的衬衫。艾瑞丝说，他们也会寄一件给报纸，要求媒体像重视幻影及其受害者一样重视失踪女孩。这场行动无法改变费利西蒂的命运，却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反差——杀手在私下把女性贬为可以互相替换的“娃娃”，而家人和社区则努力让每一名失踪者继续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为公众所认识。

因此，费利西蒂不只是第一个以自身遭遇展现幻影作案手法的女性。她尝试逃跑，既显示了她的机智，也揭示了绑架者的控制；她短暂的善意让吉尔·理查兹在阁楼里获得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她纹身的残存部分，则帮助把一起被掩盖的罪行转化为可供调查的证据。她的身份从失踪女性，转变为被绑架者抛弃的受害者，最终又通过吉尔的证词和企鹅纹身得到确认，形成了鲜明的变化过程——幻影试图抹去这个人的存在，却保存了她的部分遗物，而这些遗物反过来帮助揭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