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

基督在《乌托邦》中是道德与宗教权威，既被用来揭示基督教教诲与当代行为之间的距离，也被用来解释乌托邦居民为何信奉基督教。他并非通过直接场景或言语出现，而是通过托马斯·莫尔与拉斐尔的叙述和论证呈现出来。因此，他的教诲成为评判社会实践的标准，同时也留下疑问——乌托邦居民对这些教诲的解释是否完全合乎正统。

身份与叙事呈现

基督以一种宗教的创立者身份进入本书；在不同叙事层面中，他的诫命、生平与榜样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话中，拉斐尔描述乌托邦的习俗与信仰；在框架对话中，莫尔聆听其讲述，并在之后表明自己对拉斐尔所述内容有所保留。因此，基督的形象是通过对教诲的追忆及其诠释来呈现的，而非通过一篇独立叙述来描写他的行为。

本书的引言将其戏谑的虚构形式描述为严肃政治论辩的载体。在这一结构中，基督并非只是宗教身份的标志——他的教诲为对话提供了严格的伦理尺度。问题不仅在于基督徒宣称信奉什么，也在于基督教社会的制度与习俗能否符合据称由基督传授的义务。

以教诲批判基督徒的行为

拉斐尔认为，基督教教诲比他提出的主张更违背他所处时代的行为。他将基督的诫命与传道者的做法相对照；在他的叙述中，这些传道者迁就当时通行的行为，仿佛调整准则以适应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拉斐尔认为，这种迁就并未使行为得到改善，反而让人们更心安理得地作恶。因此，基督的权威使对宗教妥协的批评更加尖锐——问题并非缺乏严厉的教诲，而是人们试图让教诲迎合既有习惯。

这一对照也关系到是否应在统治者的宫廷中任职的问题。拉斐尔怀疑，顾问能否通过圆通迁就来改善腐败的政策，因为宫廷生活要求人们赞同有害的建议，否则顾问就有被视为不忠的风险。他将试图使道德教诲迁就权势者，与试图使基督的教义迁就日常行为相提并论。在这两种情形中，迁就都可能把改革的标准变成维护现存秩序的辩护。

乌托邦伦理与宗教权威

乌托邦居民对幸福的看法将道德推理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他们相信灵魂不朽，相信上帝已安排人在死后因德行得赏、因恶行受罚；他们也认为理性支持这些原则。因此，他们在伦理讨论中重视快乐，却不把快乐等同于一切欲望或纵乐。他们将自然且合乎理性的享受，与那些伤害他人、妨碍更大善行或带来痛苦的追求区分开来。

在这一框架中，社会义务并不与个人幸福相冲突。乌托邦居民认为，人是为社会生活而生，不应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追求自身便利。他们推崇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事务之上，并认为为了他人利益放弃一部分个人好处，能够带来道德上的满足。拉斐尔还转述了他们的信念——上帝会以更大且长久的喜乐，补偿人们舍弃的些许享受。这些说法是乌托邦居民对自身伦理的阐述，并非对基督教诲的完整陈述；其重要之处在于，它们表明宗教希望与关怀他人能够相辅相成。

基督也支撑着拉斐尔对财富与不平等的政治批评。拉斐尔认为，基督既有智慧又善良，知道什么对人类最有益；基督的诫命本应凭借其权威引导人们接受乌托邦的法律。拉斐尔说，阻碍在于骄傲——人们以他人的困苦衡量自己的幸福，并因能在他人贫困之际炫耀财富而感到满足。因此，基督的权威也成为有关社会安排的论证的一部分，而不仅关乎个人德行。这段叙述并未证明基督明确规定了乌托邦的每一项制度；拉斐尔主张的是，基督教诫命为公共利益增添了力量，并使乌托邦的法律值得效法。

皈依与接受的限度

拉斐尔叙述道，他和同伴向乌托邦居民讲述了基督的教义、生活方式、奇迹以及殉道者的坚贞。许多听众渴望接受这一宗教，并接受了洗礼。拉斐尔没有解释他们何以如此乐于接受——这或许源于神的启示，也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所珍视的共有财物制度曾由基督及其追随者实行，并且在一些基督教团体中仍然延续。

从实际层面看，皈依尚未完全实现。拉斐尔的两名同伴已经去世，四名幸存者中没有人被授予司铎圣职。他们可以为皈依者施洗，却无法施行其他圣事，因为那些圣事须由司铎主持。乌托邦居民了解了这些圣事，并非常渴望领受；他们讨论过，自己选出的人是否可以在没有教宗授权的情况下履行必要职责。他们似乎倾向于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拉斐尔离开时还未付诸实施。因此，这段叙述既呈现了人们对基督的热忱，也呈现了宗教权威与圣事实践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

乌托邦居民乐于接受基督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已皈依，或宗教差异已经消失。拉斐尔描述说，未皈依者既没有吓阻他人信奉基督教，也没有虐待皈依者。因此，基督的感召力置于一个社会之中；按拉斐尔的叙述，这个社会容许宗教多样性，同时也允许基督教传播。叙事结尾的保留态度在此尤为重要——拉斐尔演说之后，莫尔表示自己无法认同所述的一切，包括宗教方面的某些具体说法，并以拉斐尔疲惫为由，不再继续争论。基督仍是衡量伦理与政治可能性的重要标准，但本书并未将拉斐尔的解释确立为毫无保留的最终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