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希斯洛德
乌托邦拉斐尔是一位葡萄牙旅行者和哲学家，他的旅程使想象中的乌托邦政治共同体进入了谈话。他将旅行转化为政治比较——他对陌生民族和政府的了解挑战了欧洲人的成见，而他对乌托邦制度的推崇，则遇到了叙述者在结尾处审慎提出的保留意见。因此，这番讲述赋予拉斐尔权威，却没有让他的判断成为全书不容置疑的结论。
身份与引介
叙述者在安特卫普遇见拉斐尔时，拉斐尔正与彼得·吉尔斯交谈；叙述者刚从圣玛丽教堂——该城的主要教堂——做完弥撒回来。拉斐尔晒黑的脸、长胡须和随意披挂的斗篷，起初让人觉得他是个水手，但彼得·吉尔斯纠正了这一印象——拉斐尔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旅行，而不是职业海员。他的名字被解释为“琐事皆知”，这个俏皮的说法，与他声称获得的严肃政治知识并置在一起。
拉斐尔生于葡萄牙，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尤其热衷于希腊文和哲学。他年轻且身体健康时，便把自己的产业分给亲属，而没有等到年老或患病、产业对他们不再那么有用时才这样做。彼得提议他可以为国王效力，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公共事务；拉斐尔拒绝了廷臣生涯——他认为，改变这种侍奉的名称，并不会改变它的实质。他看重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也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追求财富、升迁或王室恩宠。
旅行经历与权威的形成
拉斐尔参与了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有关的四次航行中的三次，但没有在最后一次航行后与他一同返航。相反，他获准在新卡斯蒂利亚的航行最远处，留在一支由二十四人组成的队伍中。他渴望旅行，而不愿回乡葬身故土，这表明他摆脱了通常的牵挂；他认为，无论身处何地，通往天堂的道路都一样，而没有坟墓的人头顶仍有天空。
韦斯普奇乘船离去后，拉斐尔和五名卡斯蒂利亚人通过频繁拜访和温和相待，逐渐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一位王子最终为他们提供给养和旅行装备，包括水上航行的船只和陆路旅行的马车，并派一名向导引领他们拜见其他统治者。他们途经的地区从干旱而危险的沙漠，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拥有城镇、城市、贸易和人口众多的政治共同体，种类不一。这段行程使拉斐尔后来的比较有所依托——他的说法据称源于一系列亲身遭遇，而不只是抽象思辨。
他的旅行经历也使他成为知识的传播者。拉斐尔说，他教陌生的水手使用磁针；在此之前，他们谨慎航行，只在夏季出海，而磁针的使用促使他们全年出航。他也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与益处——依赖磁石或许会使他们更愿意出海，却不会让他们更加安全。这一事例揭示了他的讲述中反复出现的张力——一项发明或制度可能带来好处，却也会使使用者面临新的风险。
对其他社会的讲述
拉斐尔自称能够异常准确地描述自己到访过的国家的风俗和政府。他谈到治理不善的社会，也谈到或许能够纠正听众熟悉之国弊病的制度。这场交谈并不以奇观或怪物本身为话题；它关注的是更棘手的问题——如何明智地治理一个国家。因此，拉斐尔的旅行叙述从冒险转向政治探究，为讨论乌托邦的法律和风俗作了铺垫。
他的讲述也颠倒了人们对于欧洲传授知识方向的预设。根据拉斐尔讲述的历史，乌托邦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对他们所知甚少，只以一个泛称将他们归为赤道线以外的民族。他们的编年史记载，一艘船在一千二百年前于海岸附近失事，此后，幸存的罗马人和埃及人便生活在他们中间。乌托邦人从这些偶然到访者那里学到有用的技艺，并依据不完整的讲解进一步发明创造。拉斐尔把乌托邦人从偶然相遇中学习的能力，与欧洲未能铭记或采纳从外国接触中发现的良好制度相比较。在他看来，乌托邦人之所以治理得更好、生活得更幸福，并非由于理解力更强，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勤勉、更加用心。
政治劝谏与乌托邦论据
彼得敦促拉斐尔为国王效力时，双方的分歧便成了关于政治效用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彼得认为，拉斐尔对人群、风俗和政府的了解，是一种能够造福统治者、朋友和公众的资源。拉斐尔则回答说，为国王效力会损害他现有的自由。他的拒绝并非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在这场谈话中，他一直在指出现存社会的弊病，并描述可供选择的制度。相反，他不信任宫廷，认为宫廷并不是付诸实践哲学劝谏的必要场所。
框架叙事清楚表明，拉斐尔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在乌托邦的长期经历。他说自己在那里生活了五年，非常喜爱那里的制度，本来永远不会离开；他离开只是为了把新世界的知识带给欧洲人。当叙述者和彼得质疑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能否维持勤勉、富足以及对官员的尊重时，拉斐尔回答说，他们的疑虑源于不了解乌托邦的政体。他的权威以居住经历和亲身观察为根基，但他对所描述社会的强烈依恋，也使他的主张显然带有个人投入。
叙事作用与未决的判断
拉斐尔是书中所述事实与虚构政治实验之间的枢纽。开篇框架从叙述者在佛兰德斯的使命以及他与彼得·吉尔斯的相遇开始；与拉斐尔的会面随后使谈话从私人交谈转向遥远国度的讲述，最终抵达乌托邦。从旅行见闻过渡到制度描写，使全书得以用陌生的模式检验欧洲的做法，却不把这一模式当作直截了当的纪实报道。
拉斐尔讲述结束时，叙述者把尊重讲述者与赞同他的每一项主张区分开来。他承认拉斐尔学识渊博、见闻广博，却表示乌托邦人的若干风俗令他不安，尤其是他们的战争做法、宗教信仰以及没有货币的共同生活。叙述者没有趁拉斐尔疲倦时与他争辩，而是总体赞扬了乌托邦的政体，并把更全面的考察留待以后。他最后表达的愿望，是看到乌托邦的某些安排得到采纳，而不是主张整个制度都应被接受。因此，拉斐尔离开这场对话时，仍是一位富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他的描述开启了政治上的可能性，同时框架叙事也保留了读者质疑这些可能性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