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使用授权》
关塔那摩日记《军事力量使用授权》（简称“授权法”）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九一一袭击后拘押政策以及政府针对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提出的案件主张所依据的核心法律框架。本文区分了国会授权使用的武力与其后开展的秘密拘押和审讯行动，并追溯该授权如何进入人身保护令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政府的论据和拘押的法律标准都随时间发生了变化。
授权及其范围
2001年9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授权乔治·W·布什总统对策划、授权、实施或协助实施“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以及窝藏此类组织或个人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使用武力。该决议是在袭击发生、且美利坚合众国开始对“审讯指控与被迫编造路线中提及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采取行动之后通过的。决议所述范围围绕袭击责任以及窝藏责任方的人展开。
本文将该授权与另一项秘密行动并列叙述；该行动旨在绑架、拘押、酷刑对待或杀害被怀疑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斯拉希称自己是这项行动的受害者，同时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实施过被归于这项行动名下的任何行为。他回忆说，自己于2001年9月29日向毛里塔尼亚当局投案，原以为会被证明清白，却在那里遭到讯问，随后被转送至约旦，在那里被拘押并审讯八个月；之后又被转送至叙述者回忆被拘押经历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停留两周，继而被带往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本文将这条跨境路线描述为该行动的做法，而非决议明文规定的权力；斯拉希认为这项秘密行动没有法律依据。
针对斯拉希的指控变化
政府最初关注斯拉希，是因为千年袭击阴谋案，而非指称他是九一一袭击的高级招募者。2005年，斯拉希在行政审查委员会面前称，约旦审讯人员尤其关注他在该阴谋中的作用。拉姆齐·本·谢赫被捕后，斯拉希与袭击之间才出现了后来提出的关联。本·谢赫指认斯拉希是他1999年在德国见过的人，说斯拉希曾建议他前往“审讯指控与被迫编造路线中提及的阿富汗”接受训练，并猜测斯拉希是乌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人员。本文将此作为经由审讯传达的一项指控报告，而非既定事实。
2009年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提交联邦法院审理时，美利坚合众国并未主张他是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也未主张他参与了基地组织的计划或袭击。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后来对政府理论的描述，政府主张斯拉希因宣誓效忠、与成员交往、接待领导人，并将有志于参加吉哈德的人介绍给一名已知行动人员，故曾是基地组织的一员。这一区别至关重要——本案涉及的是他过去的效忠及人际联系是否足以依据《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支持拘押，而非以提供实质支持罪对他提起刑事起诉，也非指称他协助实施了“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
人身保护令审查与撤回的理论
政府此前曾主张，依据《军事力量使用授权》可以拘押斯拉希，理由是他曾协助实施“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政府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并承认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这些袭击。这一退让削弱了公众将他描述为九一一袭击主要招募者的说法，尽管政府仍继续主张，他与基地组织的关系足以成为拘押他的理由。
詹姆斯·罗伯逊法官批准了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并下令释放他。该裁决作出之际，关塔那摩的一系列人身保护令案件中，截至2010年4月1日，政府在四十六起案件里已有三十四起败诉。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随后撤销罗伯逊的命令，并发回案件，要求依照较宽松的标准重审，以判定被拘押者是否属于基地组织。依照该标准，政府不再需要证明囚犯被捕时正在执行基地组织的命令或指示。
上诉法院谨慎地说明了政府主张与未主张的内容。法院强调，斯拉希并未因向基地组织提供实质支持而受到刑事起诉；政府也没有以他协助实施“9·11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或有意且实质性地支持基地组织部队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军伙伴发动敌对行动为由，寻求拘押他。相反，政府预计会再次依赖他早年的效忠誓言、人际交往及提供的协助。法院表示，即使这些关联本身不足以证明他是成员，也可能提高他被捕时仍是成员的可能性，因此在修订后的标准下仍具有相关性。
法律意义与未解决的界限
因此，《军事力量使用授权》在斯拉希案中的作用，并非简单认定他参与了国会所指的袭击。政府撤回了其“协助实施袭击”的理论，后来又依赖所谓的组织成员身份；这表明其主张的拘押依据发生了变化。法律问题转而成为——尽管没有指称斯拉希曾为基地组织作战或参与其袭击，他过去的效忠及间断性关系是否足以支持这样的结论——他在被捕时仍是该组织成员。
这一转变也凸显了本文所述的张力——决议明示的目标与以该决议名义实施拘押的范围之间存在差异。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案件在法院检验了政府的解释；上诉裁决则改变了评估政府证据的标准，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本文指出，在当时，《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是否适用于斯拉希仍未有定论——该授权为政府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有关他的过往经历能证明什么、是否足以使他可被拘押，仍有待进一步司法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