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战争

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政治称谓时期，是《关塔那摩日记》追述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从毛里塔尼亚接受问讯，继而在约旦、叙述者回忆被拘押经历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关塔那摩遭到拘押的政治与制度背景。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九一一之后安全体系触及范围之广，也在于拘押他的理由不断变化——调查起初聚焦千禧年阴谋，后来出现将他与九一一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联系起来的说法，最终则形成一宗以他与基地组织的关联和协助为依据的法律案件。该书将这些变化置于政府保密、机构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后来依据公开记录检验官方说法的努力之中。

九一一之后的框架

书中所述的九一一袭击发生日带来了法律和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9月18日，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对与袭击有关联或窝藏相关人员的国家、组织或个人动用武力。叙述者将这项授权与一项政府秘密行动的启动并置；他认为，该行动涉及抓捕、拘押、审讯和杀害恐怖主义嫌疑人，却没有法律依据。这些内容在叙述中彼此相关，但并不相同——一项是公开的国会授权，另一项则是秘密体系，其范围、手段和法律基础都难以为外界所知。

对斯拉希而言，这套机制始于当局要求他报到。2001年9月29日，他接到手机来电后前去自首，相信接受问讯就能洗清嫌疑。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官员在毛里塔尼亚对他进行问讯，美利坚合众国随后与毛里塔尼亚政府达成协议，将他送往约旦。他描述自己在那里被拘押八个月，之后在叙述者回忆被拘押经历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待了两周，再被转送至关塔那摩。这一过程使那个时代的特征具体显现出来——问讯与羁押跨越国界，而被转移的人几乎无法决定自己被关押在哪里，也无法左右之后将适用何种法律程序。

情报合作与不断变化的怀疑

书中将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政治称谓时期描绘成一个合作网络，而非单纯的美利坚合众国内部政策。斯拉希称，行动展开之初，约旦审讯人员便与美国官员并肩工作，在约旦境内外问讯人员。他还描述约旦特工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求助于约旦方面的专长。他笔下的这种伙伴关系具有工具性且并不平等——美国机构依赖外国情报部门，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未必共享信息，甚至未必同样重视相同的记录。

一个例子是斯拉希2001年自首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扣的硬盘。根据他的说法，硬盘中的内容随他一同被带到了约旦，而美国国防部多年来一直试图取得该硬盘。他认为，这种反差说明安全与情报体系能够跨境合作，却也会在国内相互竞争或无法协调。该书没有为这一事件背后的所有制度动机作出定论；其力量来自一个对比——他的数据轻易跨境流转，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内部究竟谁能取得这些数据，却并不清楚。

针对斯拉希的指控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2000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毛里塔尼亚问讯他时，以及九一一袭击及斯拉希在毛里塔尼亚被再次拘押之后再次问讯他时，调查焦点都是千禧年阴谋。他后来表示，约旦调查人员尤其关心他据称在该阴谋中扮演的角色。斯拉希在自己的分析中称，美国官员把他被捕并送回毛里塔尼亚视为获取信息的机会，既想了解当时拒绝合作的艾哈迈德·雷萨姆，也想了解斯拉希在Canada（叙述者短暂停留并遭审讯的国家）、Germany、审讯指控与被迫编造路线中提及的阿富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车臣的人脉关系。政府称他是千禧年阴谋的主谋。这是斯拉希对调查重点及其所承受压力的叙述，并不能证明每一项受到怀疑的关联都已得到证实。

2002年9月11日，拉姆齐·本·谢赫被捕，恰好是袭击发生一周年之际，新的关联随之浮现。斯拉希回忆说，本·谢赫指认他是自己1999年10月在德国认识的人，并称斯拉希曾建议他前往阿富汗接受训练。据称，本·谢赫还说斯拉希是乌萨马·本·拉登的行动人员，并称斯拉希促成了他本人参与袭击。该书区分了这项指控的披露与对其真实性的核实——情报报告可以使某种关联骤然变得重要，却并未因此确定斯拉希知晓什么或做过什么。

关塔那摩与拘押的意义

2002年8月5日，斯拉希与另外三十四名囚犯搭乘美利坚合众国军方的一架C-17型运输机抵达关塔那摩，当时他三十一岁。周边记录使人难以简单假定他当时已被视为重要人物——当时的报道称，营中近六百名被拘押者在基地组织指挥体系中的级别不够高，无法帮助揭开其组织结构；叙述也指出，没有迹象表明斯拉希当时被视为特别重要的囚犯。与此同时，军官们正在质疑，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囚犯是否应改为享有《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的保护。营区对身份认定和审讯方式的做法仍在争论之中。

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对审讯手段的争议。该书描述了军方审讯人员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刑事调查特遣队人员之间的分歧；后两者此前通常主导问讯。2002年秋，军方成立特别项目组，并制定书面计划审讯穆罕默德·卡塔尼，其中纳入了中央情报局使用过的手段。叙述将这一变化视为斯拉希遭拘押期间制度氛围变化的一部分，而非证明之后的每次审讯都采用了同一计划。就斯拉希而言，后来另行制定了一份经过周密斟酌的计划，用于进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所称的特别审讯。

这些审讯的记录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制度内部生成、后来却仅有部分得以公开的档案的依赖。斯图尔特·库奇中校的一名调查人员获准查阅军方审讯人员的档案，其中包括每日备忘录，记录谈话内容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些档案仍属机密，但政府调查对其内容作了摘要，并记录了与斯拉希描述相符的事件。一份报告提到一封伪造的国务院信件，意在利用他与母亲的关系；另一份记录了一名审讯人员的报告，称斯拉希听见了声音，以及一名军方精神科医生关于感官剥夺可能导致幻觉的回应。2003年，审讯计划还包括安排一次模拟乘船行程，使他相信自己已被带离关塔那摩，之后将他隔离在回声营一间专门准备的牢房内。这些记录为某些具体细节提供了佐证，但底层档案仍未向公众开放。

公开说法、司法审查与记录

这一时期的公开言辞常把尚不确定的指控说成斩钉截铁的结论。2010年3月，《纽约每日新闻报》敦促政府上诉詹姆斯·罗伯逊法官准许斯拉希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的裁定，称他是九一一袭击的主要招募者；尽管可采证据薄弱，报纸仍将他的罪责视为确定无疑。该报没有看过机密裁定，也不了解其背后的诉讼程序。两周后，一份解密并经删节的版本披露，政府起初曾主张可以因斯拉希协助九一一袭击而拘押他，但后来放弃了这一理论，并承认他很可能甚至不知道袭击即将发生。两者之间的反差表明，公众信心可能超出政府自身不断变化的说法。

2009年斯拉希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提交联邦法院审理时，政府并未主张他是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也没有主张他参与过基地组织的计划或袭击。上诉法院对案件的描述则围绕效忠誓言、与成员往来、接待领导人，以及将有志于吉哈德的人引荐给一名行动人员展开。斯拉希早在1991年便加入组织并宣誓效忠；他坚持认为，自己参与其中的经历随着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垮台而结束。因此，这场争议也关乎时间——过去的从属关系和之后的接触，是否足以证明他被拘押时仍是活跃成员。罗伯逊法官在全面审查案件后作出的裁定，与多年间的公开怀疑和拘押形成张力。

该书的编辑附注将这项调查延伸至当下。附注通过仔细研读手稿、参照手稿其他内容、解密政府文件、新闻报道，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来讨论删节之处。编辑明确区分了看似合理且有公开资料支持的背景信息，与试图重建机密文本的做法；附注明确承认相关内容属于推测，也没有声称获得接触未删节手稿者的证实。因此，黑色遮盖条不只是缺失的文字——它们标示出政府对可读内容的持续控制，也标示出斯拉希无法参与编辑自己作品的处境。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并非一个已经终结的历史片段，而是一场仍在持续的斗争，争论围绕拘押、证据，以及谁有权解释记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