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期

《关塔那摩日记手稿》中的后9·11时期并非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遭拘押经历的单纯背景——它是一套塑造其遭遇、可记录之事以及读者最终能够获知之事的机制。这部作品将他受到的待遇置于秘密拘押、审讯和审查这一更广泛的模式之中，而手稿的经历则显示，同一个政府既控制作者的拘押，也控制他人接触其文字的机会。

拘押与文献记录

编辑将美利坚合众国9·11之后的拘押行动描述为涉及强迫失踪、任意拘押和秘密拘押、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酷刑。在斯拉希的案例中，多年的保密也限制了公众对其持续被监禁原因的了解。编辑称，在花了五年时间审视相关记录之后，政府含糊且不断变化的解释，仍未能让他相信，继续拘押斯拉希的理由已得到充分说明。

这段叙述所依据的记录本身也难以取得。编辑参考了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及诉讼获得的解密政府文件、已发表的报道、调查新闻，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开展的大规模调查。他将这些公开材料与保密档案及自己的解读区分开来——在公开记录或手稿有依据的情况下，注释会为删节内容提供最合理的背景说明，但不会声称复原被审查的文字，也不会披露机密信息。

审讯与印证

2003年秋，斯图尔特·库奇受命负责此案后，收到了斯拉希提供的情报报告。库奇已获悉斯拉希被列入“特别项目”，并有理由怀疑所报告的情报是在虐待性条件下取得的。接触军事审讯人员的档案后，这些怀疑有了文献依据——档案中包括每日备忘录，记录了审讯过程以及获取信息所采用的手段。

这些记录仍属机密，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8年的调查和美国司法部2008年的审查都概述了相关审讯。两份报告都描述了第二套经过周密准备、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批准的计划，并指出特别审讯的展开过程几乎与斯拉希的叙述完全一致。其中一个环节是安排一场假移送，使他相信自己已被带离关塔那摩。记录所示的过程最终通向回声营；在那里，他的牢房和审讯室经过布置，以尽量减少外界刺激。因此，这些报告并非对所有删节细节的复原，而是对叙述中关于审讯核心内容的重要印证。

拘押期间的写作

2005年夏季和秋季，斯拉希在牢房里亲手写下《关塔那摩日记手稿》。这部466页的手稿以英语写成；英语是他的第四种语言，主要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拘押期间学会的。编辑指出，斯拉希使用的词汇不到七千个，但有限的词汇仍承载了丰富多样的行动与情感；反复出现的固定表达，也使叙述的部分内容具有史诗般的质感。

写作条件在作品的形态上留下了印记。手稿并不完整，有时较为零散；文笔润饰程度和笔迹的差异，表明部分章节可能存在较早的草稿。手稿对近期事件的叙述较不连贯，结尾还附有一组倒叙。编辑将这些倒叙纳入主体叙事，并把一份约十二万二千字的草稿精简至不足十万字，同时承认，最终形态受到斯拉希无法审阅的编辑决定影响。

审查、编辑与获取

手稿经历了两轮编辑——政府审查，增加了两千五百多处黑条删节；以及之后的编辑工作。在出版文本中，编辑统计出两千六百多处黑框删节。这些标记遮蔽了信息，也打断叙事흐程、模糊人物轮廓，使斯拉希直接而平易近人的声音更难被听见。它们既是文本中的删略，也醒目地提醒读者，作者仍受掌控手稿的权力支配。

斯拉希同意以编辑后的形式出版，并希望作品能够送达读者手中，但他无法参与任何一轮编辑。编辑此前既未见过他，也未与他通信，并请求安排一次保密会面，以确认编辑版本是否符合他的本意。五角大楼拒绝了请求，称非法律顾问身份的人无法与被拘押者接触。编辑将这一拒绝与《日内瓦第三公约》中保护战俘免受公众好奇的措辞相联系，并指出，审查程序却让斯拉希的作品多年无法面向公众。

公共意义

编辑认为，后9·11拘押体制中的审查，一方面为虐待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又在事后掩盖虐待。在斯拉希的案例中，本可用于检验回忆录叙述的文献记录，本身也遭到严格压制，历时多年。因此，手稿的意义部分在于展现个人证词与公共记录如何相互阐明，即使两种来源都不完整，也都无法完全取阅。

编辑认为，斯拉希的叙述得到了已解密记录的充分印证，并强调其克制而非夸饰。与此同时，出版文本仍明显不完整——删节遮蔽了具体行为和人物之间的区别，编辑的注释也明确只是暂定说明。因此，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种双重状态——一方面，叙述足以与官方记录相互核对；另一方面，作者仍无法看到、修订或出版自己故事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