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德乌什先生

《塔德乌什先生》是亚当·密茨凯维奇创作的波兰民族史诗，采用诗体写成，出版于1834年。在《农民》中，它作为雅西奥正在阅读的一本书出现，使波兰身份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获得了具体的文学呈现——受农奴制和政治从属地位塑造的农村人口，能否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在小说中的出现

小说在最后一章提到《塔德乌什先生》，当时雅西奥正在阅读它。这一提及虽很简短，却让一部民族文学作品出现在一位年轻村民手中。小说没有把这本书描写成某件行动的起因，也没有对它展开长篇讨论；它的意义来自这部作品广泛的文化影响，与小说其他部分所描写的有限教育条件之间的对照。

这些条件包括以俄语授课，而波兰语教学大多仅限于识字。安特克将由此造成的状况描述为一种双重文盲。在这样的背景下，雅西奥阅读波兰诗体史诗，标示出他与一种文学传统的联系；当地的教育和行政制度并不能可靠地维系这种传统。

浪漫主义与民族身份

《塔德乌什先生》所承载的民族重要性，属于波兰浪漫主义的广阔历史。在围绕小说的论述中，密茨凯维奇与其他塑造爱国波兰人这一政治理想的诗人并列；这一理想形成于国家失去独立、爱国青年遭受迫害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叛和抵抗暴政等浪漫主义价值观获得了鲜明的政治力量。

这一传统提供了一种语言，使人们得以设想超越族裔界限的波兰身份。然而，小说提出的历史难题并不只是如何继承这种语言，而是如何让曾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民族之外、且常常敌视反对他们解放的地主的前农奴，成为真诚依附于波兰的公民。

书籍与农民的政治问题

小说对这一问题的叙述有意保持开放，并未给出定论。主要的家族故事——老博雷纳娶雅格娜为妻，以及雅格娜与安特克私通——与农民和庄园围绕森林发生的冲突同时展开。这些情节共同考验着一个问题——在波兰的教育和行政机构受俄罗斯控制的情况下，具有政治意识的农民阶级如何才能形成。

在森林集会中，安特克称在场众人为基督徒、波兰人、农民和雇工，将共同遭受的不公与民族身份联系起来。但村庄并没有形成一致而确定的政治声音——在之后的一场争论中，一位来自普日伦克的农民指责罗霍偏袒贵族，并煽动人们反对官员。这些时刻既展现了爱国语言触手可及，也显示出使用这种语言时所面临的不信任。《塔德乌什先生》作为民族文学的里程碑，正处于这种张力之中；与此同时，小说也质疑，文学与爱国传统能否仅凭自身力量克服乡村生活中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