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轴心国宣传与新闻操控

亲轴心国宣传与新闻操控将西班牙新闻界变成一条争夺中的战线——事实并非单纯消失，而是被重新命名、调整次序，并套上讨喜的框架。身为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新闻参赞的约瑟夫·汉斯·拉扎尔，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操作者。他对斯大林格勒战败事件的处理，将这套手法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得到废墟，却看不到投降；他们读到的是英勇抵抗的故事，而不是一支军队的崩溃。

被改写的斯大林格勒战败

1943年2月2日，拉扎尔身在马德里，知道斯大林格勒发生了什么。德国损失近二十万人后，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已将德国第六集团军的残部向苏联投降。希特勒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原以为他会宁死也不被俘。拉扎尔明白，这场战败可能意味着战争已经输了。但他眼下最关心的，却是阻止西班牙人得知败局的真实规模。

《ABC报》的头条与报道依次展现了这种掩盖如何运作。2月3日，一张苏联城市化为废墟的照片刊登在一篇标题仅为《斯大林格勒》的报道下方。报道将德国最后一批士兵的抵抗比作温泉关之战，以及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关于托莱多城堡的传奇。报道避开“投降”和“降服”两词，也没有提到保卢斯。2月4日，《ABC报》在内页声称，第六集团军在受挫后正迅速重建。2月5日，头版转而报道所谓轴心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场取得的辉煌战果。这样一来，毁灭景象的照片便与英勇奋战、重整旗鼓的叙述并存——配图文字赋予影像另一种含义，因此影像并未纠正报道。

这种操控并未被描写成对某一场战役的一次孤立谎言。尽管西班牙名义上保持中立，西班牙的报道却一再给予轴心国有利的待遇。拉扎尔的成功在于，他引导新闻界像顺从的合唱团一样运作，一面压下决定性事实，一面提供富有感染力的类比——古代的牺牲、民族的荣耀，以及必将复兴的承诺。报道无须否认每一个显而易见的战败迹象；它可以承认废墟的存在，却不说明废墟意味着什么。

拉扎尔的新闻网络及其手段

拉扎尔的地位建立在关系门路、金钱与个人影响力的结合之上。他是留在马德里岗位上始终尽忠职守的唯一一名德国外交官，先后为三任大使效力，且同样得力。据称，他获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身材高大、具有无可挑剔的雅利安外表的大使埃伯哈德·冯·施托雷尔。拉扎尔慷慨酬谢有影响力的记者，但叙述将这种贿赂与更大的成就区分开来——他收买的新闻机构并不会轻易改投出价更高者；与此同时，许多佛朗哥派将领已经在领取额外的英镑报酬。

他的社交表现有助于把门路变成忠诚。战后，他在马德里社交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见多识广、通晓多种语言、修养深厚、衣着优雅，以金质单片眼镜和无可挑剔的礼节闻名。他的妻子埃莱娜·佩特里诺·博尔科夫斯卡男爵夫人举办晚宴，邀请经过挑选的记者，与佛朗哥派高级官员和纳粹外交官一同享用佳肴美酒。宾客受到礼遇，仿佛获准进入一个接近权力的特权圈子。因此，晚宴的作用不只是酬谢个别记者——它将职业机会与社会声望同拉扎尔的政治圈子联系起来。他的个人魅力、才智以及对政权的了解，使其影响力难以被简化为单纯的利益交换。

这一网络的触角也延伸到报纸版面之外。1938年，拉扎尔首次进入西班牙，担任跨洋通讯社记者。该德国通讯社成立的目的，是在西班牙与拉丁美洲传播新德国的理念。佛朗哥获胜后，他成为大使馆新闻参赞。他利用人脉与西班牙组织，将柏林的立场传播到大使馆公开渠道以外，包括渗透新成立的埃菲通讯社，使其得以在拉丁美洲传播德国观点。这些行动经过安排，没有人能证明其幕后是德国大使馆，更不用说德国政府。此处的宣传既是一种信息，也是一套基础设施——控制中间人，就能让政治影响力传播开来，同时掩盖其来源。

从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到影响马德里

拉扎尔在西班牙的工作，延续了他早先服务于纳粹扩张的经历。他1895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父亲是奥地利外交官，母亲是有部分犹太血统的阿尔巴尼亚人；少年时期，他迁居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业；他在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时身受重伤，留下慢性疼痛，并从此对吗啡产生依赖。1927年，他成为官方德国通讯社德意志新闻局驻布加勒斯特记者。1937年，他与罗马尼亚贵族埃莱娜·佩特里诺·博尔科夫斯卡结婚；1938年，他与妻子迁往柏林，出任德国驻希特勒奥地利大使馆的新闻参赞。

奥地利政府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公开同情纳粹，希望借助他的人脉维护奥地利独立。然而，在约瑟夫·戈培尔手下工作时，拉扎尔成了奥地利并入纳粹德国的狂热宣传者。合并完成后，他在维也纳告诉外国记者，他祖先的故乡已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另一个地区。这一成功促使希特勒派他前往西班牙，而他此后终其一生都留在那里。这里的政治反讽意味鲜明——拉扎尔的犹太血统违背政权的种族法律，却没有妨碍他为一个因其宣传工作而欠他巨大人情的国家效力。他对政权的用处，压过了他自身家世所带来的矛盾。

在马德里，拉扎尔也从宣传所助长的环境中谋取个人利益。战后最艰难的岁月里，西班牙人的贫困为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搜集大量艺术品。因此，叙述将文化影响力与物质积累并置——拉扎尔不仅为轴心国塑造公众舆论，也在周围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推进个人利益。

反向信息、证词与策略性谎言

小说将拉扎尔对公众认知的操控，与其他为政治变革做准备的尝试并置。在一份呼吁秘密团结、争取民主的倡议中，一名共产党组织者主张国家利益应先于党派利益，并提议联合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到非法西斯的君主主义者与保守派等各方力量。听众受到演讲者表面上的诚意打动，也怀抱希望，期待轴心国战败后恢复共和国与公民自由。这一场景提出了拉扎尔新闻工作的另一种模式——以共同政治目标为基础进行劝说，而非选择性呈现战场消息。然而，叙述者意识到，同样的话若由别人来说，听起来可能就没那么有说服力；这提醒读者，政治传播可能依赖说话者个人的威望。

另一种反向信息采取了危险的秘密证词形式。1949年12月发表于《现代时报》的文本，声称是一份1946年1月写于马德里的陈述。匿名作者说，手稿的撰写、打字、抄录与跨境传递都冒着极大风险，并坚称它记录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非自传或宣传。它发出急迫呼吁——残存的抵抗力量覆灭之前，外部世界必须采取行动。随后，小说揭示了这段文字传播过程中的又一层复杂情况——其中仿佛受法语影响的句式表明，这篇西班牙语文本是对1949年刊出的法语版本进行回译的产物，而非一篇原本以西班牙语写成、后来单纯译成法语的文本。与受控制的新闻报道相对，证词必须经由中间人跨越边境，最终以一种掩盖自身传播路径的形式出现。

后来关于克拉拉·施陶费尔逃亡网络的叙述，也呈现了对真相的操控。塞夫顿·德尔默问她是否在指挥一个帮助纳粹领导人和战犯逃亡的网络时，她承认自己帮助一些人离开西班牙，包括那些想前往别国的人。她谈到自己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德国妇女及梵蒂冈的联系，一些逃亡者便经由热那亚前往别处。被问及西班牙政府是否知情时，她声称政府了解她的工作，并支持她、给予她佛朗哥的保护；她还提到自己与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的友谊，以及她同政权创建者的密切关系。然而，她信心十足地声称自己受到保护，并非全然属实。她对德尔默撒谎，声称自己也帮助西班牙共产党成员离开西班牙；叙述者指出，这种说法在西班牙听众看来并不可信。作为外国采访者，德尔默将这番话记录下来。几天后，《每日快报》在头版宣布这次采访，报道随即轰动一时。

控制新闻的意义

在这些情节中，宣传并非单方面捏造，而是围绕着人们相信各种说法的条件展开的斗争。拉扎尔通过挑选类比、隐瞒投降消息并把注意力转向新的胜利，使斯大林格勒的真实情况与德国正在恢复的虚假印象并存。他举办晚宴、精心经营人际关系，将这种编辑控制转化为稳固的社交网络；秘密传播渠道则让柏林的立场得以流通，却无法证明官方直接参与。反向证词面临相反的重担——写作者与信使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将记录带出西班牙；即便如此，翻译仍使读者难以弄清记录的起点。

小说也不把每一句信心十足的陈述都当作可靠信息。施陶费尔吹嘘政权会保护她，这番话被她对外国采访者撒的谎所削弱；而秘密倡议看似直接的表达，也因其回译经历而变得不那么确定。这些对照表明，媒体操控不仅关乎内容，也关乎信息来源——谁在说话，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风险之下，又隐瞒了哪些事实。拉扎尔的工作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能让西班牙公众接触到的轴心国战争，并非实际发生的样貌，而是一系列经过编排、旨在维护其声望的图像与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