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

《纳粹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在小说中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套付诸实践的方法——它将人划分为高低等，使迫害看似正当，并为施暴者提供逃避责任的言辞。它最集中的展现发生在克洛加——阿德里安·加利亚多听到杀害犹太囚犯的命令，尽管明白他们也是人，最终仍协助杀害了他们。这一场景展现了非人化如何被习得、反复施行，并被用来抵御罪责。

继承而来的仇恨与种族教条

扬·施密特的反犹主义根植于家族的失落经历，而他的父亲克劳斯将这归咎于犹太人。德国战败后，克劳斯的兄弟约翰失去了自己的生意，债权人中包括两名犹太放债人，随后他自杀身亡。约翰和克劳斯没有正视导致破产的错误财务决策，反而把生意因债务未偿而被接手一事归咎于犹太人。克劳斯把这种说法反复讲给孩子们听，将马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约瑟夫残疾，以及约翰自杀，都与所谓犹太人从中获利联系起来。三个孩子都听信了这个故事；只有扬继承了克劳斯的债务，也继承了他的仇恨。因此，小说呈现的偏见并非苦难必然导致的结果，而是一种把痛苦归咎于替罪羊、并被当作解释代代相传的故事。

在前线，扬又给继承而来的仇恨披上了所谓科学的外衣。阿德里安质疑斯拉夫人怎么可能低人一等，而俄罗斯士兵却正在击败他们；扬便把他们比作狮子——狮子能杀人，却依然是动物。他把种族等级说成客观真理，而非一种需要证据支持的信念。这套推理循环自证——军事力量并不能推翻低等之说，因为这个群体早已被界定为不属于人类。扬也把同一逻辑用于犹太人。在穿越乌克兰和爱沙尼亚途中，他看见身佩黄色星标的人、被围起来的隔都，以及居民遭受的暴力，却没有把他们的脆弱处境视为受迫害的证据，反而认定他们是低等存在。他的言辞把仇恨说成中立的分类，把残酷说成面对一种所谓显而易见的差异时自然会有的反应。

从非人化言辞到有组织的屠杀

这套教条在克洛加变成了实际行动。克莱伯上尉召集士兵来到一百名犹太男子和一百名犹太女子旁边，宣布他们必须被消灭。他的措辞避而不谈这些囚犯是人、是犹太人，甚至也不称他们为非人。相反，他提出了一套程序——两支各有二十五人的行刑队轮流行刑，迅速完成任务，好让士兵回营房，下午再重复一次。这种委婉而行政化的方式本身就是暴力的一部分。大规模杀戮被描述成一项有时间表、有人员安排、并须在工作日结束前完成的任务。

阿德里安听懂了德语命令，也看着囚犯被分开，女子被选为第一批死者。扬低声说他们不是人，重复着那个使谋杀变得可以想象的分类。阿德里安回答说，他们终究是人，但这份认知并没有阻止他。此前，扬曾讲述自己家人的死亡与残疾，以及克劳斯如何在他心中培植仇恨。阿德里安当时听了，却没有认真看待；如今他意识到，那些话依然留在记忆里，尽管当时他似乎并未听进良知。这个迟来的觉察将反犹主义在家庭中的代际传承与眼前的命令联系起来，却没有把他塑造成无辜的旁观者。

叙事将扬的教条与他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行为并置。阿德里安记得，扬慷慨、忠诚、风趣，愿意帮助战友，也愿意为弱者冒险。然而，扬可以眼看犹太人受辱而不出手干预，坚持认为他们不过是两足哺乳动物，而非人类。这种反差至关重要——日常的善意并不会消解意识形态仇恨。扬表面上的正派，与一种种族信念并存；这种信念将其针对的对象排除在他对其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之外。

共谋、合理化与罪责

杀戮暴露了阿德里安的认知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他原先并不知道志愿兵会被送往集中营，也不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但克莱伯下达命令后，他便难以再以无知为由。海因里希·拜尔临死时手中紧握着圣衣绳索，这一幕使场景的道德利害更加鲜明——拜尔拒绝开枪，因此被杀；阿德里安则留在开火的士兵之中。这一事件没有把拒绝服从描绘成毫无代价，却清楚揭示了抗命与参与之间的区别。

下午的枪决期间，阿德里安想象自己像拜尔那样拒绝命令。他设想自己端着步枪站着不动，承认自己已经杀了太多无辜者。然而，克莱伯向行刑队下令时，加利亚多还是装弹、瞄准，向一批又一批女子开枪。私下想象的反抗让位于一再重复的行动。他的决定之所以后果重大，并非因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而是因为这种意识和想象中的同情未能转化为拒绝。

开枪时，阿德里安构造出一套颠倒归咎方向的说辞。他认定这些犹太囚犯是自己交战过的最凶狠的敌人，还认为他们的被动正在把他变成杀人犯。他甚至把他们看似甘愿殉难解释成对行刑者的蓄意指控。在这套扭曲的说法中，受害者的无辜成了他们据称用来谴责自己的手段；随后，他又把这种想象出来的谴责当作证据，认定他们应为自己的暴行负责。这种颠倒把施暴者的罪责转化为对遭杀害者的仇恨。

结果不仅是事后找借口。阿德里安的新解释给他带来残酷的宽慰和快感，使他得以把暴行归因于受害者，进而接受自己杀人者的身份。他明白囚犯是人，并非低等，却同时告诉自己，他们想要死亡。这一矛盾是小说处理反犹主义的核心——即使知道种族主义主张是虚假的，也不一定能摆脱共谋，因为这种主张仍可被重新塑造成逃避责任的辩护。

历史延续与问责的限度

小说通过关注战后机构与政治话语，将这一概念延伸至克洛加事件之外。盟军提交的《104人名单》指出，克拉丽塔·施陶费尔是一个秘密援助组织的主要策划者，该组织协助伪造证件并为德国人安排工作；名单还记载，德国战败后，她获得西班牙国籍，以便继续从事相关活动。然而，西班牙当局拒绝将她移交，反而称她是出生于马德里的爱国者，也是皮拉尔·普里莫·德·里韦拉的同伴。这一事件展现了政治庇护与官方描述如何保护牵涉纳粹网络的人，即使支撑这些网络的政权已经垮台。

马德里空无一人的德国大使馆，呈现了另一幅有关消失与隐匿的图景。1945年6月5日，盟军代表终于进入大楼，此时柏林投降已近一个月；楼内的档案、金钱、黄金、古董、艺术品和家具几乎都已被搬空。汉斯·拉扎尔身穿丝质睡袍被发现时，声称大楼是他的私人住所，并表示自己没在做什么特别的事。这一场景本身并不能证明每一件失踪物品或每一份文件都与种族迫害有关，但它把纳粹机构痕迹的抹除，与战后追捕逃犯、搜集证据的努力并置起来。

汉斯·奥迈尔的案件明确展现了罪行与问责之间的落差。他于1945年6月被捕后遭引渡至波兰，并因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受审。他不认罪，否认毒气室存在，并称自己是德国战败的替罪羊。他被判死刑，于1948年在克拉科夫被处以绞刑。他在奥斯维辛犯下的罪行，使他未能因克洛加大屠杀受审。前集中营的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那里被杀害的两千多人。纪念碑铭记受害者的无辜，而奥迈尔遭起诉的历史也记载了一个事实——一组罪行可能挤占对另一组罪行进行法律追究的空间。

小说最后将纳粹暴力中的种族主义话语，置于更广阔的政治辩护语境中。在讨论战后秩序时，曼努埃尔·阿罗约描述了对希特勒战败的叙述如何转而强调诺曼底登陆，而淡化东线战场；与此同时，佛朗哥把自己塑造成反共盟友。他还提到传闻称，盟军指挥官正在招募纳粹分子从事反苏工作。后来，关于1976年阿根廷独裁统治的叙述指出，国家安全学说是一项冷战政策，以打击共产主义为名支持军事统治，并将镇压对象扩大至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武装反抗者。这些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反犹主义，但将它们并置起来，展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政治运作方式——把某个群体界定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就能使非常手段看似必要；而联盟关系的转变，则可能使先前的施暴者继续受到利用与庇护。从扬继承而来的家庭破产解释，到克莱伯冷酷无情的计划，再到阿德里安将罪责推给受害者，小说追溯了偏见如何转化为行动，又如何进一步将行动转化为自我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