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真实的区别
奇鸟行状录《事实与真实的区别》是肉桂重构家族被遮蔽的过去、冈田彻解读由此产生的故事时所遵循的原则。事实与真实之间不确定的界线，与其说是一道有待解开的谜题，不如说是理解的条件——一个故事或许无法通过历史证据核实，却仍能揭示某个事件或某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
不确定的历史往事
冈田无法确定肉桂关于新京动物园的叙述有多少是虚构的。红豆曾说，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之后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因此这个故事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然而，故事背景在历史上仍有可能成立——1945年8月的混乱时期，满洲国军的学员可能在动物园遭到处决并被埋葬，而负有责任的日本军官后来也可能遭到处决。那个时期，满洲国军士兵逃亡和叛乱并不罕见。即使中国学员穿着棒球服遭到杀害这一细节颇为奇怪，也不能断定绝无可能。因此，这段叙述处于已能证实之事与可能发生之事之间。
把这个故事视为可靠的历史记述或纯粹虚构，都无法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冈田认为，肉桂或许把一些可能的历史细节与自己继承而来的祖父形象——那位无名的兽医——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重构即使不能提供证据，也能够承载意义——它以想象回应一段无法直接找回缺失环节的过去。
肉桂的故事作为重构
肉桂以《风之鸟编年史》为题写下了十六个故事，冈田碰巧读到第八篇。他猜测编号或许代表时间顺序，不过这些故事也可能以别的方式排列，甚至倒序讲述，或提供同一个故事的平行版本。第八篇延续了红豆对动物园屠杀的讲述，再次回到同一地点的次日，并再次让她的父亲处于故事中心。
在冈田看来，肉桂通过自己出生以前发生的事件，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由于他无法亲自触及那段过去的空白之处，便借助故事补上可能的联系。他把红豆反复讲给他听的内容写成更多故事，并让祖父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出现在另一个背景之中。在冈田看来，关键不只是祖父做过什么，而是他可能做过什么。肉桂成功讲出这个故事，也就以某种方式找到了答案。
这种代代相传的方法本身就拒绝将事实与真实截然分开。按照冈田的描述，红豆讲故事时认为，符合事实并不保证真实，而真实也不必符合事实。对肉桂来说，与其判定哪些细节能够核实，不如借助叙事接近一段仍无法触及的过去。他的故事并未填平历史的空缺，而是为这些空缺赋予一种可以加以审视的形式。
在传述中变化的故事
“风之鸟”这一说法把肉桂的故事与红豆早先的讲述，以及被人称为“风之鸟先生”的冈田联系起来。红豆曾在青山一家餐馆向冈田讲故事时，无意识地用了这个说法；冈田认为，她大概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称呼。不过，他也无法排除她其实知道，或这个说法在她不自觉的情况下进入了讲述。这种联系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源于影响，又或者现有证据无法区分两者。
因此，冈田设想，母子二人共同拥有他们的故事，而它未必是一篇形式固定、始终不变的文本。它或许像口述故事一样，在讲述者之间流传时吸收变化、不断生长。照此看来，不确定性并不只是传述中的缺陷——记忆、语言和情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本身就是故事获得意义的方式之一。
谜题中的读者
冈田还发现，自己、肉桂的祖父与肉桂故事中的中尉之间存在更多对应之处——脸上的印记、棒球棒，以及发条鸟的鸣叫。故事中的中尉让人想起间宫中尉；当时，间宫中尉被派往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不过，历史细节与故事并不吻合——间宫中尉在制图队服役，并非军需官；战后他返回日本，并没有被绞死。尽管如此，冈田仍无法摆脱一种印象——间宫中尉或许就是指挥处决行动的军官。这种印象只是一种可能，并非已确认的身份对应。
棒球棒又引出另一种不确定的联系。肉桂知道冈田把一根棒球棒留在井底，这或许可以解释棒球棒的意象如何进入故事。但这并不能解释与吉他箱男子有关的那根棒球棒——吉他箱男子曾用它袭击冈田，后来冈田用棒球棒反击，男子最终将它交给冈田。因此，这个细节既属于一条合理的影响脉络，也属于一系列尚未解明的事件。
脸上的印记使这种重叠更具个人意味。冈田脸上有一块颜色和形状都与兽医相同的印记；正因为两人有这块印记，红豆才在新宿街头找到他。冈田不确定自己的出现是否已进入家族故事，也不确定兽医是否真的有这块印记；红豆似乎没有编造它的理由。他无法厘清相貌相似与故事叙述之间的关系。相互对应的细节反而使故事的真实意义与事件的事实状态更难分辨，让解读变成一个没有唯一确定答案的立体谜题。
无须核实的意义
这一区分最终体现于冈田所能认知的限度。考量了肉桂可能的故事来源、自己与故事的联系，以及叙述在传述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之后，冈田回到电脑前。肉桂的文字以故事的形式留在那里，仿佛能够思考、探索并生长，但屏幕没有给冈田更多解释。电脑和肉桂都没有告诉他任何超出他已听闻的内容。
这一段落并未把原则归结为辨认事件真实版本的规则，而是让它保持开放。一个故事即使作为证据并不确定，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它能让人想象继承而来的历史、形成身份，也能使可能进入彼此叙事的人们产生联系。冈田的调查没有以核实告终，而是让他认识到，那些表面上像线索的细节仍彼此交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