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中并不只是一个目的地——阿穆试图逃离父亲的家，却在此走入婚姻；后来，这段婚姻以她带着孩子们返回告终；埃斯塔也在此被送离艾耶门内。这座城市一再许诺，人们可以远离压迫性的家园，却无法阻止家人的分离，也无法消除迫使他们离散的处境。

逃离与不平等的选择

阿穆完成学业后来到加尔各答，此前她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她的父亲帕帕奇已从德里的一份工作上退休，并把全家迁到艾耶门内。在那里，阿穆只能做家务，等待那些始终没有出现的求婚者。由于没有合适的嫁妆，她等了两年，直到自己十八岁生日，越来越迫切地想逃离父亲和强加给她的生活。最终，帕帕奇允许她去加尔各答，在一位远房姑母家度过夏天。

在城里的一场婚宴上，阿穆遇见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他当时休假，平日在阿萨姆邦一处茶园担任副经理；他的家族曾是富裕地主，印巴分治后从东孟加拉迁往加尔各答。两人相识五天后，他便向她求婚。阿穆并未声称自己爱上了他——她权衡自己的选择后接受了求婚，因为她认为任何人都好过回到艾耶门内。她写信将决定告知父母，却没有收到回信。因此，加尔各答确实标志着她离开童年家园，但带她离开的婚姻被描写成一种受限的选择，而不是可靠的逃脱之路。

返回艾耶门内

这段婚姻使阿穆从加尔各答前往丈夫在阿萨姆邦的生活，却以暴力与恐惧告终。当丈夫的暴力开始波及孩子们时，阿穆离开了他，回到艾耶门内，而父母并未欢迎她。她带着埃斯塔和拉赫尔回到自己曾试图逃离的地方，此时她不再怀有从前的梦想，还要承担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责任。因此，她丈夫后来迁往加尔各答也属于这个家族的分离史，却未能恢复阿穆曾希望摆脱的家庭生活。

阿穆的归返也揭示了离婚女儿在父母家中地位的不稳定。婴儿科查玛认为，已婚女儿在父母家中无立足之地，离婚女儿更是无处容身；她尤其认为阿穆与不同社群的人恋爱结婚令人无法容忍。加尔各答曾为阿穆提供一条离开艾耶门内的路，但她的归返表明，离开与归属并不相同——她可以回到家中，却不一定会在那里得到接纳。

埃斯塔被送走与归返

孩子们与母亲分离的事件发生两周后，埃斯塔被送回父亲身边。那时，他的父亲已经离开阿萨姆邦的茶园工作，迁居加尔各答，在一家生产炭黑的公司任职。他再婚了，也基本戒了酒，不过仍偶尔复饮。埃斯塔迁往加尔各答并不是一场弥补过往失去的家庭团聚，而是他被送离阿穆的结果，拉赫尔则留在原地。双胞胎此后二十三年没有再见面。

漫长的间隔过后，他们的父亲把埃斯塔送回艾耶门内，随行的还有一箱簇新的体面衣服和一封信。他已从炭黑公司的工作上退休，正准备移民澳大利亚，在一家陶瓷厂担任保安主管。他解释说自己无法带埃斯塔同行，向艾耶门内的人们致以祝愿，并表示如果有朝一日回到印度，或许会去看望埃斯塔，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信上有父亲的签名，但倾斜、带有女性笔迹特征的修道院学校式字迹，使这封信成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家族通信物件。拉赫尔把信放回信封；在艾耶门内潮湿的空气中，纸张已经变软，折起来像布。父亲搬迁的实际情况一清二楚，但信纸的物理损坏也表明，这封寄回来的信无力弥补多年的缺席。

加尔各答作为离散的尺度

这座城市连接了几次迁徙，却并未使它们变得相同。阿穆年轻时前往那里，试图逃离父亲的权威；她接受婚姻后，先去了阿萨姆邦，随后返回艾耶门内。埃斯塔与阿穆分离后，年幼时被送往那里；几十年后，他的父亲因为即将迁往澳大利亚，无法带他同行，便又把他送回去。加尔各答既是新生活的起点，也是被迫分离过程中的一站；它没有为阿穆或埃斯塔提供稳定的家园。

小说将这些私人迁徙与更广泛的不平等归属史并置。家族史包括埃斯塔父亲的家族曾经富裕，在印巴分治后从东孟加拉迁往加尔各答。另有关于皈依基督教的帕拉万人、佩莱亚人和普拉亚人的叙述，展现了人们即使试图逃离不可接触制，仍可能被安排进入不同教会，并因官方记录把他们归类为没有种姓的基督徒而被剥夺福利。这种更广泛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家族的迁徙与种姓压迫完全相同，却突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能够在城市之间迁移，不等于能够克服那些决定谁会被接纳、保护或抛下的结构。加尔各答的意义就在于这一尚未解决的落差——旅程改变了人物身处何地，却没有改变支配他们遭遇的家族纽带与社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