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姆邦
微物之神阿萨姆邦是双胞胎返回艾耶门内之前家庭早年经历的发生地——埃斯塔和拉赫尔出生时，父母住在一座茶园里；丈夫酗酒并施暴，使阿穆无法继续在那里生活，于是她离开了这个地区。阿萨姆邦在叙事中的意义，来自它所承担的双重角色。这里让阿穆得以逃离父母的家，却没有提供她所寻求的安全或独立；她为了摆脱艾耶门内而缔结的婚姻，最终在这里破裂。
地点背景与双胞胎的出生
阿穆的丈夫在阿萨姆邦一座茶园担任助理经理。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时，阿穆已有八个月身孕。茶园主的妻子和孩子都被疏散，但她因怀孕太深而无法出行，只能留在茶园。11月，在中国即将占领当地、印度即将战败的传闻中，她艰难地乘车前往西隆；埃斯塔和拉赫尔在一家窗户被遮黑的医院里，借着烛光出生。他们相隔十八分钟来到世上。父亲醉倒在医院走廊里；这一早期细节预示着他的饮酒将给家庭生活带来损害。
双胞胎出生的经过，也通过他们自己童年时对去医院旅程的讲述呈现出来。在另一段回忆中，他们的父亲开车送阿穆去医院，汽车却在一条蜿蜒的茶园道路上抛锚，于是一家人改乘拥挤的邦营交通巴士继续前行。埃斯塔后来相信，如果双胞胎是在巴士上出生，他们就能终身免费乘车；孩子们暗自埋怨父母错过了这个想象中的好处。这个天真的念头让阿萨姆邦成为双胞胎私人传说的一部分，而实际旅程则将他们的出生置于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依赖他人帮助的情境之中。
阿穆的婚姻与离开
阿穆离开艾耶门内的家后，来到了阿萨姆邦。她在加尔各答的一场婚宴上认识未来的丈夫，仅五天后便接受了他的求婚；她没有假装自己爱他，只是认为几乎任何人都胜过回到父母身边。他来自阿萨姆邦，在那里的一座茶园工作，阿穆便随他迁居当地。起初，她是种植园俱乐部里引人注目的人物，但丈夫酗酒的程度日益加重。他会在小事上撒谎，受到质问时既不解释也不道歉，令阿穆感到挫败，也摸不清他的行事方式。
埃斯塔和拉赫尔两岁时，丈夫的酗酒已恶化到他长期无所事事、无法上班的程度。他的英国籍上司霍利克先生因劳工和其他助理经理都提出投诉，召他进行严肃谈话。霍利克提出一个方案，丈夫回家后将它说成对家庭有利的务实安排，其中包括孩子们的教育。叙述由此将这件事确立为婚姻的转折点——丈夫把方案带回家，而阿穆的沉默令他不安。他动手施暴时，她用一本厚重的地图册打了他。他的道歉并未终结冲突；暴力之后，他又继续施压，要她支持调职安排。
最终，阿穆离开阿萨姆邦，回到艾耶门内的父母家。直接原因是丈夫酗酒、屡次施暴，以及暴力开始波及孩子。她的归来并非简单的回家——她回到了自己曾试图逃离的家庭，如今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也不再指望未来会有所不同。她的父亲不相信她所说的求职方案，并非因为他信任她的丈夫，而是因为他无法接受一个英国人会觊觎别人的妻子。因此，阿萨姆邦始终是这段婚姻破裂的发生地，而婚姻带来的后果则跟随阿穆和双胞胎回到喀拉拉邦。
社会与政治背景
小说对阿萨姆邦的描写，置于更广泛的阶级与种姓历史之中。茶园里的英国籍经理对他的助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小说还提到，霍利克此前已与采茶女工发生关系，并在茶园里有了孩子。这段背景让经理提出的方案不再只是私人婚姻问题，也有了社会层面的脉络——种植园世界里的权力分配并不平等，其影响波及工人及其家庭，也波及那些身居管理职位的人。
双胞胎后来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也让人想起与阿萨姆邦殖民及种植园历史相关的种族化和种姓话语。在警察局，托马斯·马修警官重复了一句轻蔑的话，说人们被像战利品一样养大，直到他们被认为行为不端、成了当局的麻烦。随后，警官和K·N·M·皮莱同志简短谈到韦卢塔是否有政治庇护；皮莱隐瞒了自己的印度共产党党员身份，并说韦卢塔只能靠自己。这些场景发生在故事后段，而非阿萨姆邦，但它们延续了小说对制度的描绘——制度通过官方判断和选择性披露，支配着不平等的生活。
帕拉万社群的历史进一步说明了小说所描绘、并与这个家庭经历相对照的社会秩序。在英国统治时期，一些帕拉万人、佩莱亚人和普拉亚人皈依基督教，希望摆脱不可接触制；然而，他们被隔离在不同的教堂里，印度独立后又被排除在福利之外，理由是他们在官方身份上属于基督徒，因此没有种姓。这段历史并非茶园独有，却构成了更广泛的身份等级与排斥制度的一部分；小说借此呈现喀拉拉邦及这个家庭所处的世界。阿萨姆邦的种植园背景与后来发生在艾耶门内的事件，共同属于一个阶级权力与世袭不平等相互关联的社会环境。
叙事意义
阿萨姆邦既标志着双胞胎生命的开始，也标志着阿穆试图在艾耶门内之外建立生活的终结。双胞胎出生于战争期间，身处灯火管制之中，而他们的父亲当时已受酒精影响；此后，婚姻日渐恶化，直到阿穆为保护自己和孩子而离开。小说后来对双胞胎童年创伤的叙述表明，随之而来的暴力并非孤立的私人争执，而是一个时代烙印在目睹者身上的痕迹。在这个更大的结构中，阿萨姆邦既不是避难所，也不只是背景——家庭脆弱的希望在这里成形，而迫使他们回到艾耶门内的种种处境，也在这里变得无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