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S. Lewis与上帝的关系

C. S.刘易斯与上帝的关系，是从早年的基督教信仰，经过背弃信仰，发展到不情愿地接受有神论，后来又相信基督的过程。其关键模式是他一再失去与信仰之间的距离——基督教起初通过布道与实践对他变得真实，随后似乎成了可有可无之物，最终又以迫近的个人要求回归，使他无法将它停留在哲学层面。回忆录仔细区分这些阶段；1929年的有神论尚不是基督教信仰，而后来认识到道成肉身，则进一步改变了刘易斯对上帝本质的理解。

早期信仰、怀疑与背教

在奥尔迪校长的学校，刘易斯第一次成为一名笃信宗教的人。起初，他有意识地抗拒教会的盎格鲁天主教仪式——作为一名阿尔斯特新教徒，他认为这些仪式属于自己不喜欢的英格兰氛围。后来他猜想，蜡烛、焚香、祭衣、跪着唱赞美诗，以及其他陌生的礼仪，或许反而对他产生了影响，但他认为核心影响另有所在。他听到人们教导基督教教义，而非泛泛的道德劝勉；那些教导者显然相信自己所讲的内容。由于他当时并未怀疑，这些教导使他原本会说自己相信的东西活了起来。

这一开端伴随着对遭受永罚的恐惧，尤其是在没有窗帘的宿舍里，月光皎洁、夜色明亮的时候；其他男孩熟睡时的呼吸声，至今仍鲜明地留在记忆中。刘易斯认为，在最初的情境中，这种恐惧既不过分，也没有害处。他开始认真祷告、阅读《圣经》，并努力遵从良知；男孩们也严肃地谈论宗教，既没有歇斯底里，也不显得羞愧。回顾往事时，他将自己在贝尔森的盎格鲁天主教经历——而非他阿尔斯特童年时期所谓的清教主义——与后来作品中地狱主题的突出地位联系起来。他也没有交代这个开端如何结束——回忆录暗示，他日后会解释自己如何从中退回。

退出信仰的趋势，既因一种沉重的宗教实践，也因理智上的异议而日益增强。祷告时，刘易斯要求每一句祷词都要有鲜明的想象与情感“体认”，以资验证。夜复一夜，他试图凭意志产生一种无法强求的体验；这种检验还会导致无限倒退——甚至为求体认而作的初步祷告，本身也可能需要被体认。冰冷的油布、报时的钟声、流逝的时间，以及对就寝时刻的恐惧，使这一努力成为折磨。刘易斯后来意识到，这种自我加诸的负担，是他想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无意识动机。

古典文学阅读带来了更自觉的难题。在他的叙述中，教师和编辑把维吉尔等作品中的宗教观念视作幻觉，却假定只有基督教是真理，也不解释异教信仰与基督教有何关联。一般而言，宗教似乎是人类错误观念自然滋生的产物，唯独基督教被任意地排除在外。刘易斯不明白自己为何要继续区别对待这一例外。他的悲观主义加深了这种隔阂——他逐渐认为宇宙大体上令人遗憾；他的“未设计论证”与他对神秘学的兴趣一同与基督教对立，尽管他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随着时间推移，他经历了后来已无法复原的起伏，最终成为背教者；他放弃信仰时感到的是宽慰，而非失落。

想象力、文学与宗教可能性的回归

背弃信仰并未终结刘易斯对宗教或超自然可能性的兴趣，却改变了这些可能性在他思想中的位置。在沙特尔，他回忆说，真实的“喜悦”体验已彻底消失，连记忆和渴望也一并消失了。在一本文学期刊上看到“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几个字和亚瑟·拉克姆的一幅插图，突然唤回了这段记忆。图像唤醒了刘易斯称为“北方性”的东西，并使之与一个更早的诗意世界相连；那个世界的遥远感与记忆中的“喜悦”融为一种强烈的渴望。这一体验本身并未使他恢复基督教信仰，却重新开启了他在此前岁月中失去的渴望感。

瓦格纳进一步深化了这场想象力复兴。在听到音乐之前，刘易斯已经把印刷出来的名字变成某种魔法符号；他在T.伊登斯·奥斯本的店里听到唱片上的《女武神的骑行》时，仿佛遭到雷霆一击。瓦格纳唱片成了他零用钱的一项主要用途，也是他常常索要的礼物。后来在邓德拉姆，他找到了那本最初唤起他兴趣、配有拉克姆插图的书。这些相遇赋予一个超越物质主义假设的世界以想象力上的力量，但它们本身并不等同于皈依的步骤。

后来，另一场文学相遇改变了那个想象世界的性质。十月的一天，刘易斯在莱瑟黑德车站等候开往布克汉姆、埃芬厄姆、霍斯利的火车时，从书摊上挑了一本《幻象》Everyman版。书中的林间旅程与受魔法影响的人物，让他想起自己早已喜爱的马洛礼、斯宾塞、莫里斯和叶芝作品中的意象；然而，他觉得这本书似乎带有一种新的特质，后来他称之为圣洁。他没有把故事中的场景误认为现实，而是将故事与落在故事之上的光区分开来。过去仿佛从遥远世界传来的召唤，如今变得切近——近得令人无法看清或理解。这次相遇改变了他探索的方向，但刘易斯描述的影响，是他看待熟悉材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非立即得出教义上的结论。

思想转变与接近有神论

刘易斯对信仰的重新思考，也通过有关知识与现代假设权威性的论辩而发展。阅读W. B.叶芝的散文，使他看到一位受人尊敬的非基督教作家，竟能认真相信魔法和一个超越物质世界的世界。莫里斯·梅特林克对唯灵论、神智学和泛神论的探讨，又提供了另一个这样的例子。刘易斯并未简单地认同他们的主张；这些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动摇了物质主义的稳固性。一个“或许”重新开启了物理世界之外存在某种事物的可能性，但基督教神学仍未被接受。

欧文·巴菲尔德的论证继而动摇了刘易斯世界观的两大支柱。巴菲尔德质疑年代势利——也就是认为一种观念仅仅因为属于过去便已遭到否定的假设。刘易斯开始追问，旧有立场是否真的被驳倒，并认识到自己的时代和所有时代一样，也有其特有的假设与潜在幻觉。巴菲尔德还揭示了刘易斯曾与他共同持有的实在论知识观存在的问题。他们把感官所及的宇宙视为终极实在，却同时声称逻辑、道德与审美判断具有客观权威。刘易斯得出结论——如果思想仅仅是主观的，这些主张就无法成立；然而，对他而言，把这些主张化约为感官现实的行为主义解释，在字面意义上令人无法相信。因此，他放弃了实在论，接受心灵不可能只是物质发展到晚期的副产品，并逐渐转向一种观点——宇宙归根结底属于心灵，而逻辑参与了宇宙逻各斯。

这些变化并未使刘易斯成为基督徒。相反，他的思想发展缩小了他不加审视便排斥宗教主张的空间。一位无神论朋友谈到，福音书的历史证据出乎意料地充分，而垂死之神的故事似乎曾经发生过一次；刘易斯发现这番话尤其令人不安，因为说话者是他原以为基督教无法触及的人。这番话削弱了他对不信仰可以提供安全避难所的信心，但它本身并未完成这场转变。

顺服上帝

刘易斯回忆说，自己在一辆沿海丁顿山上行驶的巴士顶层，经历了一个仿佛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刻。没有一连串的话语或清晰的图像，他却意识到自己正把某种东西挡在外面。他把自己想象成穿着硬挺衣物、束着紧身胸衣，甚至披挂盔甲的人，像一只龙虾；他可以打开一扇门，也可以让门继续关着；可以解开盔甲，也可以把它留在身上。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没有威胁或承诺，不过他明白，打开门意味着面对无法估量之事。他选择开门、放松缰绳，同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在想象中，这一举动呈现为一个雪人开始融化，一滴一滴地滴水；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

当一个哲学命题不再停留于抽象层面时，思想上的敞开便转为个人经验。刘易斯曾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普遍精神，但认真实践之后，精神与向上帝祷告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在他的叙述中，问题尚不在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否与普通宗教中的上帝相符。令人不安的变化在于，这个观念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临在，它宣告自身的权威，而不是按照刘易斯设定的条件加入辩论。他最想要的，是不受干涉，能够称自己的灵魂属于自己；与获得喜悦相比，他更想避免受苦。如今，一种理想变成了命令，而上帝并未保证自己会按照刘易斯所希望的那种舒适意义上的“通情达理”。要求是全然顺服，而非协商妥协。

1929年牛津三一学期，刘易斯独自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房间里屈服了。他形容上帝的临近坚定而不懈；每当他把注意力从工作上移开，就会感到这种临近。他承认上帝是上帝，跪下祷告，后来称自己或许是英格兰最沮丧、最不情愿的皈依者。他回顾时着重强调自己的抗拒与他所理解的神圣怜悯之间的反差——他不是一位自愿踏上归家之路的朝圣者，而是一名挣扎着被带进门的勉强皈依者。这一事件标志着他皈依有神论，尚未皈依基督教。

从有神论到基督教信仰

顺服之后，刘易斯并未立即把上帝与“喜悦”联系起来，也不相信来世。他所承认的上帝，在他看来并非人类；当时他还不知道道成肉身。他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称“喜悦”之源会与上帝相连；他甚至担心，放弃“喜悦”可能是上帝对他提出的首要要求之一。几个月，或许整整一年，他努力顺服，却没有把不朽生命当作核心问题。这些界限对回忆录的叙述十分重要——承认上帝、接受基督教教义以及期待来世，并非同时发生的一次皈依。

刘易斯接下来追问，宗教历史在哪种传统中达到了成熟。他在与同样相信上帝的格里菲思神父通信时，思考各种礼拜传统是否不只是围绕着一个任意选定的真实例外、由大量谬误构成的集合。巴菲尔德鼓励他尊重异教神话，再加上那位无神论者关于垂死之神的评论，使他开始追问异教宗教中的暗示是否已经实现。他考虑过印度教与基督教这两种可能的答案，但按照他当时的理解，印度教将哲学思想与未经净化的异教实践并列，且缺少基督教所提出的历史性主张。福音书在他看来并非神话，尽管其叙事具有伟大神话的内涵。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正是神话成为事实之处——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为人。

即使这个结论逐渐清晰，刘易斯仍感到一种抗拒，与他先前对有神论的抗拒相似。从绝对者到精神、从精神到上帝、再从上帝到道成肉身，每一步都使神变得更具体、更迫近，也更难与之保持距离。在一次驱车前往惠普斯奈德动物园的途中，刘易斯离家时尚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到达时却已相信。他回忆说，旅途中没有一场漫长的论证，也没有强烈的情绪；他将这一认识比作沉睡很久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醒来。因此，回忆录呈现的并非一次情绪变化，而是一连串愈发具体的承诺——早年的信仰与祷告、背弃信仰、思想上的开放、顺服并接受有神论，最后接受上帝成为人的基督教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