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hound’s theological crisis

马洪德的神学危机将一项政治提议变成对信仰、权威和启示来源的考验。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承认拉特、乌扎和玛娜特具有较低的神圣地位，从而缓和人们对他的信息的反对，他不禁思量，妥协是否能使人们相信，抑或会令他的教导及他本人的权威变得不再可信。这一事件的决定性逆转并未消除疑虑——马洪德公开撤回了那些似乎认可女神的经文，而叙事则进一步动摇了他对经文出自何人之口的确信。

提议与妥协的压力

阿布·辛贝尔提议让安拉承认黑石殿中三尊偶像，这三尊偶像来自殿中的三百六十尊偶像。作为交换，他保证马洪德及其追随者将获容忍，甚至得到官方认可，并向马洪德提出贾希利亚议会的席位。这项提议把神学让步与政治接纳联系起来——表面上的好处不只是结束敌意，还包括让新信仰为那些迄今一直抗拒它的人所接受的可能性。

这项提议出现在马洪德感受到抗拒代价之时。他告诉追随者，自己有时觉得必须让信仰更容易被人接受。他没有赢得多少皈依者；他讲话时，听众很少超过五十人，其中有些还是游客。城里的人嘲笑信徒，巴尔张贴的讽刺诗也在其中。对马洪德而言，问题因此不只是三位女神是否应在崇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严格忠于信条，能否触及一个鲜少愿意接纳信条的群体。

他的同伴以不同方式看待其中的危险。挑水工哈立德起初认为这项提议必定要拒绝，而波斯人萨尔曼则看出了其中的政治陷阱——如果马洪德从科恩山回来时带回的启示恰好迎合阿布·辛贝尔，对手就能把他描绘成骗子。萨尔曼还指出，接纳女神将与追随者一直诵读的信条相矛盾，并损害这场运动的声望。马洪德没有否认这一顾虑，却反驳说，人们本来就不把他们当回事。这场分歧揭示了同一项提议何以既像是对信仰完整性的威胁，又像是应对政治孤立的一种可能办法。

倾听、怀疑与想象中的妥协

马洪德把自己的启示经历称作倾听，并说这既是一种发问，也是一种听闻。他相信吉布里尔似乎常常知道他心中所想，有时仿佛从他内心最深处现身。这种说法赋予危机一种私密的维度——预期中的信息并非被体验为从外部传来的简单指令，而是一场纠缠着马洪德自身需求、渴望与不确定性的相遇。

在科恩山的洞穴中，叙述让这种纠缠呈现为身体性的、相互交织的体验。吉布里尔盘旋在马洪德上方，随后又感到自己进入先知体内，他们由一根发光的绳索连在一起；无法确定究竟是谁梦见了对方。马洪德回想起一些他认为本应说服众人的征兆，包括吉布里尔在城中显现、他的心用Zamzam井的水洗净，以及他从耶路撒冷回来后准确描述了所见之物。他也记得，在返程途中遇见摩西之后，每日四十番礼拜的义务被减为五番。然而，这些征兆与让步都没能使人们远离女神。

在痛苦之中，马洪德问拉特、玛娜特和乌扎是否可能是天使，又是否可以称作上帝的女儿。他审视自己可能怀有的动机，严厉程度不亚于他审视这项提议——也许他虚荣，想在议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也许他只是屈服于阿布·辛贝尔的势力。但他也把城中居民的灵魂与整个世界的灵魂，同接纳三位较低等存在所要付出的代价一并权衡。问题仍悬在政治审慎与宗教背叛之间。即使提出这样的区别——女神只是具有中介身份、地位较低，而非与安拉平等——也无法解决这一让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诵示与撤回

在诗歌聚会上，马洪德自称是使者而非诗人，并说他的诗句来自更高的源头。当阿布·辛贝尔坚持认为来自上帝的信息应当让世人听见时，帐篷里一片寂静。马洪德说出章名，抄写员开始记录；他先诵读开篇，继而念出将拉特、乌扎和玛娜特描绘为尊贵存在、值得祈求代祷的经文。叙述将他的诵读呈现为毫不迟疑。欣德起身，阿布·辛贝尔站起，随后两人都做出顺服的姿态，聚会现场顿时爆发出欢呼声和对阿尔-拉特的虔诚信奉之声。

这一表面上的和解只维持到马洪德随后与吉布里尔相遇为止。在与大天使搏斗之后，马洪德于荒野中醒来，宣称此前的信息来自沙伊坦，而非吉布里尔。他回到贾希利亚，废除如今认定为撒旦所言的经文。在黑石殿，他宣布这些经文已经废止，并以否认女神权威的经文取而代之。他当众作出这一更改；聚集的人群原本期待着一场丑闻。马洪德在人们投出第一块石头之前便离开了。他的逆转恢复了新诵示文本的排他性主张，却无法抹去那一幕——启示起初似乎认可了妥协。

启示来源的不确定性

叙述并未把马洪德的解释定为最终结论。吉布里尔目睹这一事件，知道先前那段话和随后对它的否定都是由他传出的。马洪德起初接受为神圣、随后又认定为撒旦所言的声音，在吉布里尔的叙述中，两次都是他自己的声音。这一出入使读者得以区分马洪德在搏斗之后的确信，与叙事对经文由何而生所保留的未决态度。因此，这场危机不仅关乎是否应承认女神，也关乎启示如何被听见、记住、记录并在后来受到评判。

波斯人萨尔曼后来的回忆，又把这种不稳定延伸到了书写之中。萨尔曼梦见自己从洞穴上方、以吉布里尔的视角俯瞰马洪德后，想起先前那一幕，并怀疑自己是否可能就是易卜劣厮。随后，他在记录马洪德的戒律时开始做细微改动——他用一种对上帝的描述替换另一种，后来又把一处提及基督徒的文字改成犹太人。萨尔曼读回文字时，马洪德没有察觉这些改动。萨尔曼因这些事似乎暗示着自己的话与启示之间难以区分而深感不安；但恐惧与怨恨使他不断改写，直到他认为马洪德快要察觉，随后便离开雅斯里布绿洲，前往贾希利亚。他的证言没有解决马洪德经文的来源问题，却使文本传递也成为人类介入与神圣权威难以分离之处。

后果与叙事意义

马洪德撤回经文后，回到家中，发现自己七十岁的妻子已经去世。叙述把她的死呈现为一种惩罚或报复，却没有说明其来源，也没有确立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紧接而来的并置进一步表明，小说拒绝给出一种简单说法，仿佛选择正确的一方就会带来明确无疑的后果。

小说在别处也重新探讨与此相关的中介问题。在伊玛目的故事中，比拉尔的声音通过来自肯辛顿的秘密无线电波传出，并在梦中的德什化作伊玛目的话语，使人的声音成为政治权威与神圣权威表面上的载体。后来，米尔扎·赛义德·阿赫塔尔质问阿耶莎她的天使如何传达信息，问她为何给出解释而不是原话；她回答说，话语以清晰而易于记忆的形式传来。这些片段并没有判定马洪德的危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回响着其中的核心问题——启示经由一个声音、一位聆听者以及对所闻内容的叙述，才传达给他人。

小说的致谢又为读者接触神圣语言增添了一层限定——其中说明，书中的《古兰经》引文是由多个英译本拼合而成，其中一些内容则是作者自行增添的。在故事中，马洪德最初的诵示及其废止，使启示与谬误之间的界限受到争辩；围绕这一故事，梦境、诠释、口述和文本创作又不断给这些界限施加压力。这场危机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答案，而是因为这一逆转使答案的权威，以及答案借以成为文本的途径，都成了冲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