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至1966年第一波迷幻药研究

第一波迷幻药研究是一个富有成果、分散开展的时期，研究者、治疗师和非正式网络共同推动了对LSD及其他迷幻药的研究，而非由某个机构或魅力型领袖主导。它的意义既在于发展出的治疗方法，也在于争议和文化压力中断研究后，后来的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发掘相关知识。研究史并非始于蒂莫西·利里的哈佛项目，他于1963年离开也不意味着严肃研究就此结束——这一研究浪潮的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年代，研究范围也远超哈佛，遍及多个研究中心和实践场域。

起源与不同寻常的研究政策

第一波研究开始之前，LSD体验已经出现——1943年，阿尔伯特·霍夫曼服用了自己发现的药物，体验过后仍不确定那究竟意味着疯狂还是超越。他仍然认识到这种药物对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他任职的制药公司山德士开始向研究者免费提供LSD-25，即以Delysid为商品名销售的药物。该公司对“研究者”的界定相当宽泛，愿意记录临床观察的治疗师也包括在内，因此来自不同工作环境、怀有不同研究问题的人都能研究这种化合物。

从1949年到1966年，这项政策推动了对LSD可能产生何种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其效应的广泛探索。由此形成的研究并非单一、协调一致的计划——研究从萨斯喀彻温省和温哥华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和英格兰，既有正式研究者参与，也有治疗师参与。开放的政策鼓励了实验，但也意味着该领域必须厘清何种证据有用，以及如何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体验。1966年，山德士因对围绕这种药物的争议感到担忧，突然停止供应并撤回Delysid，这项供应政策也随之终止。

人员网络与实践方式

阿尔·哈伯德通过在不同研究地点之间传递临床知识、LSD和实用建议，帮助联结了分散各地的研究者。20世纪50年代末，他有时会前往萨斯喀彻温省韦伯恩，协助汉弗莱·奥斯蒙德和阿布拉姆·霍弗开展酗酒问题相关工作；之后又可能前往曼哈顿拜访R.戈登·沃森，或到别处与研究小组交流。在洛杉矶，他与贝蒂·艾斯纳、西德尼·科恩和奥斯卡·贾尼格合作，分享技术和药物。他还说服温哥华的好莱坞医院专设一个病区，用LSD治疗酗酒者，并从洛杉矶将名人乘飞机送去接受治疗。哈伯德在加拿大另设了两家治疗酗酒的机构；这项治疗后来成了一门生意，尽管他反对机构向患者收取超过五百美元的单次治疗费用。他把这项工作视为慈善事业，并不断耗用自己的财富来推动它。

哈伯德的影响既通过机构传播，也借由个人接触传递。他曾到访门洛帕克，为一个团体提供指导。这个团体是在迈伦·斯托拉洛夫向安培公司的朋友和同事分享自己的LSD体验后成立的。唐·艾伦和威利斯·哈曼加入了团体；哈伯德既主持迷幻体验疗程，也培训成员指导他人。斯托拉洛夫回忆说，哈伯德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治疗师。在哈伯德的帮助下，斯托拉洛夫曾短暂尝试把安培公司改造成一家迷幻公司——哈伯德每周在公司总部举办讲习会，还在内华达山脉的一处地点给公司高管服用LSD。公司总经理反对哈伯德使用宗教意象，这项尝试最终受挫。与此同时，哈曼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人类潜能的课程，其中包括迷幻药相关内容。

1961年，斯托拉洛夫离开安培公司，开始全职从事迷幻药研究。他与哈曼共同创立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考察LSD能否提升人格和创造力。基金会聘请精神科医生查尔斯·萨维奇担任医疗主任，詹姆斯·法迪曼担任专职心理学家；艾伦则加入团队，负责筛查和引导。基金会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研究许可，并从哈伯德处获得LSD和麦司卡林。这项工作将当时的研究从疾病治疗拓展至健康人群的能力以及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治疗模式与专业界的阻力

该领域的分歧不只是如何解释意识状态的改变，还涉及治疗本身应该是什么。1956年和1957年，奥斯蒙德、哈伯德和奥尔德斯·赫胥黎提出了迷幻模式，对既有精神病学实践构成挑战。较早的模式更容易为人接受——拟精神病模式将药物效应视为类似精神疾病，而精神松解实践则把药物作为精神分析的辅助工具。迷幻模式则提出以单次大剂量体验促成转化体验，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治疗师与患者通常扮演的角色。

这种方式也让灵性以及治疗过程的安排成为关注重点。查尔斯·格罗布后来将迷幻疗法描述为一种应用神秘主义；这种说法跨越了宗教与科学、疾病与健康、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界线。该疗法强调心态与环境原则——关注药物周围的条件，而非仅仅关注药物本身——也使其近似萨满式疗愈。对许多学术精神科医生而言，这些特点与一个日益致力于以生化机制解释心智的专业领域格格不入。

标准药物试验的方法也带来另一项难题。沙利度胺丑闻之后，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成为公认的黄金标准，但参与者和引导者往往能够分辨是否使用了迷幻药。此外，人们也不清楚如何将药物效应与环境、治疗师或参与者期待所造成的影响区分开来。到1963年，知名精神科医生公开批评亲自服用药物的研究者，认为他们的体验损害了自身的专业能力，也影响了研究结论。因此，这场争论不仅关乎治疗是否有效，也关乎医学界会认可何种体验形式、治疗实践和证据。

断裂与传承

这一研究浪潮的终结并非仅仅源于某个科学问题未能解决。利里于1960年启动的哈佛裸盖菇素项目，成为公众叙事中醒目的部分，但在此之前，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成果。该项目的高曝光度以及围绕利里的争议，遮蔽了更早的研究，也使那些名气较小、曾发展出相关框架和规程的科学家、治疗师与业余研究者不为人知。随着公众恐慌加剧，曾经奠定这一领域基础的研究者眼看争议威胁着他们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深感忧虑。山德士于1966年撤回Delysid，使这种断裂变得具体可见——开放的药物供应曾推动研究启动，而药物被撤回则限制了这条研究途径。

这场中断并未抹去既有实践。书中后来采访的许多地下引导者，都能追溯出一条专业传承脉络，其源头包括利里、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哈伯德，或奥克兰的治疗师利奥·泽夫；泽夫称自己曾治疗三千名患者，并培训了150名引导者。迈伦·斯托拉洛夫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兴起的大学研究，部分源自泽夫等地下治疗师提供的轶事证据，也承接了早期研究。地下实践与大学研究之间的界线仍然具有流动性——一些经验丰富的引导者曾协助培训试验中的新引导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团队也曾向地下实践者请教他们在引导裸盖菇素疗程时如何使用音乐。

这种传承在2010年于圣何塞举办的一场迷幻科学会议上显现出来。詹姆斯·法迪曼曾参与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他在一场关于致神体验引导之旅的演讲后，宣布将为地下引导者举办聚会。他原以为只会有少数人参加，第二天早上却来了100人。这次聚会没有把分散各地的实践者组织成正式团体，却展现了一个共同的视角和实践体系；在这个领域，早期工作既依靠机构，也依靠交流推动。因此，第一波迷幻药研究作为官方支持的研究时期虽然已经结束，却并未成为一项传统的终结——其方法和未解问题仍在地下引导者与努力将迷幻疗法带回科学医学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