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幻六十年代叙事

“迷幻六十年代叙事”与其说是一个精确的历史时期，不如说是一个关于迷幻药的强势故事——蒂莫西·利里成为迷幻药最具代表性的公众人物，而动荡的十年似乎既标志着严肃研究的诞生，也标志着它的终结。本书认为，这种熟悉的框架扭曲了时间脉络。利里确实重要，但这段历史早在他的哈佛项目之前就已开始，并在他被解职及公众反弹之后继续发展。重新梳理这条更长的脉络，会让这个时代不再像一场自成一体的反文化奇观，而成为更广阔的研究与治疗史中一个戏剧性且影响深远的篇章。

偶像与虚假的开端

利里的公众形象使他看起来仿佛与迷幻药画上了等号。在有人建议他利用公开露面来安抚公众而非引发恐慌后，他刻意培养出一种面对镜头时格外醒目的笑容。在看似彼此矛盾的场合里，他都保持着这种笑容——在法院外、在戴着爱心珠饰、身穿白袍的年轻崇拜者中间，以及在警车旁被手铐铐着时。这一形象令人难忘；它也让围绕单一个人展开的叙事压缩了复杂的历史。

乍看之下，时间脉络似乎支持这种压缩。利里在1960年秋天创立哈佛裸盖菇素项目，此前他在墨西哥首次体验裸盖菇素，并经历了改变人生的感受；1963年，他被哈佛大学解职。但这些日期并不代表严肃迷幻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在此前十年间，萨斯喀彻温省、温哥华、加利福尼亚、英格兰等地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哈佛项目并非这个领域的首次繁盛；按照本书的叙述，它出现时，那个格外丰硕的早期阶段已接近尾声。

被叙事遗漏的研究

早期研究的规模，是衡量流行叙事掩盖了多少内容的一个尺度。专攻成瘾问题的精神科医生斯蒂芬·罗斯在准备主持纽约大学一项研究裸盖菇素与癌症相关存在性痛苦的试验时，接触到了加拿大和美国数千名酗酒者接受LSD治疗的记载。他随后开展的研究使他发现了一批几乎被遗忘的临床文献——本书引用的估算称，研究参与者约有四万人，临床论文则超过一千篇。研究者曾调查迷幻药对成瘾、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及临终焦虑等状况的应用；1950至1965年间，还举行过六次相关国际科学会议。

这些研究的重新浮现，动摇了那种整齐的划分——利里之前是负责任的科学，之后则是鲁莽的反文化运动。早期研究涉及临床医生、科学家和投入其中的业余人士，他们发展出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物质的方法，也制定了用于治疗的方案。有些人后来眼看着利里的哗众取宠之举和公开宣言助推这一议题成为文化焦点，因而深感忧虑。因此，利里的重要性有两面——他帮助迷幻药进入公众视野，但围绕他的知名度构建的故事，却让其他人的工作和这个领域更早的根基淡出了视线。

公开决裂，分歧延续

本书并非只是把英雄化的利里叙事换成反派化叙事。1979年，在奥斯卡·贾尼格位于洛杉矶的家中，第一波研究者——包括汉弗莱·奥斯蒙德、西德尼·科恩、迈伦·斯托拉洛夫、威利斯·哈曼和利里——回顾了他们认为已遭受严重损害的研究事业。斯托拉洛夫直接提出了众人的担忧——利里的所作所为使合法研究更难以为继。利里回应说，他当时认为自己承担的是另一种角色——他越是走向激进，斯普林格罗夫的研究者就越能借此显得负责任。科恩承认，这场运动或许既需要挑战边界的人物，也需要更谨慎的研究者；奥斯蒙德则不赞成把这段历史简化成对错误或责任的单一裁决。

这场重聚保留了一种分歧，而标准的六十年代叙事往往将它抹平。利里关于互补角色的说法，为理解研究者彼此冲突的策略提供了一种解释，但这并不能证明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明后果无害。相反，他们的谈话展现了这些人多年后仍在努力理解——公开越轨与临床上的体面形象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历史记录有多少内容无法简化为英雄与反派之间的清晰分野。

六十年代的余续

公开且获准进行的研究结束，并不意味着迷幻治疗也随之消失。随着相关工作转入地下，后来的引导者继续实践着源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美国西海岸及剑桥一带的治疗师和研究者的方法。他们的专业传承往往可追溯至利里、研究LSD辅助心理治疗的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阿尔·M·哈伯德或利奥·泽夫。尽管相关实践本身仍属非法，这种延续却真实存在——接受本书采访的引导者要求更改姓名、地点及其他身份信息，而作者强调，他们都是真实人物，并非由多人拼合而成的虚构角色。

这种隐秘的延续，使“迷幻六十年代叙事”的结尾不像它的公众神话所暗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按照本书的历史研究方法，暂且搁置利里的传奇，直到叙述推进到他在整体历史中应处的位置，并不是否认他的影响，而是为了看清他的声名遮蔽了什么。这个十年仍是一个转折点，但它并非没有前因的开端，也不是没有延续者的终结。它最重要的遗产还包括一项有关历史可见性的警示——主宰叙事的人物能够照亮一个时代，同时也会让这个时代的许多实质内容更难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