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朗热

贝朗热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市民。他与一片光彩夺目的城区及其隐秘暴力相遇，因而看到了公民理想与现实危险之间的鸿沟。他起初是热情洋溢的赞叹者，继而成为悲痛欲绝的调查者，最终怀着愤怒与同类之情面对杀人凶手。他的追查赋予他目标，但剧作也让这一目标承受着种种压力——无力的机构、他自身的恐惧，以及他坚信杀人凶手仍然是人的信念。

身份与出场

贝朗热登场时是一位普通市民，并非身居要职或地位超凡的人物。他平凡的身份与他试图应对的危机规模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点是其角色的核心——他无力指挥警察，也无法改造社会，却一再坚持必须有人采取行动。他的反应让人看到，作为理念的公共秩序与人们实际感受到的公共安全之间相距多远。

他对故事场景的第一反应是毫无保留的赞叹。他与建筑师一同抵达时，贝朗热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帽子和围巾，而建筑师则穿着夏装，提着一个厚重的大公文包。贝朗热称周围的一切是奇迹或奇观，热情地向建筑师道贺，并坚持说这一成就超乎想象。这次相遇展现了他热情洋溢的一面，也显露出他容易沉迷于表象的倾向——建筑师后来表示，贝朗热忙着欣赏周围景致，以至于没有留意对方给他的警告。

从惊叹到惊恐

贝朗热刚刚到访的美丽城区就是光辉之城。他把这处非凡发现介绍给爱德华，着重描述它的美丽，也提到自己刚从那里回来。当他得知那里有杀人凶手出没时，这一发现便与危险密不可分。听说受害者中有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后，他急切地追问是谁犯下了这些罪行。建筑师指出有个行踪诡秘、屡次作案的杀人凶手，却不像贝朗热那样对威胁感到惊慌。

贝朗热的恐惧清晰地表现在身体反应上。他催促建筑师逃跑，跑过舞台，又折返回来，随后围着一动不动的建筑师打转，这时枪声响起。建筑师拿出一支烟，点燃了它。两种反应的对比本身构成了一段小小的戏剧——贝朗热感到危险迫在眉睫，切身可触，而身旁的人却镇定自若。然而，恐慌并未让他彻底陷于被动。达妮死后，他从崩溃中振作起来，坚持认为暴力不能继续下去。建筑师劝他控制情绪，提到死亡不可避免，并建议调查按常规程序进行；贝朗热却跑了出去，一再表示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

悲痛、证据与追查

贝朗热告诉爱德华，自己的未婚妻遭到谋杀，这让他心碎欲绝、无法释怀。他的悲痛并非仅仅作为私人哀伤被叙述——它改变了他面对周遭危机的方式，使他的行动诉求有了切身的利害关系。建筑师要求按常规提交报告，指出没有人被当场抓获，嫌疑也与先前相同；这一机构回应与贝朗热失去挚爱的紧迫感形成对照。谋杀被当作又一桩待处理的案件；对贝朗热而言，这却是无法容忍的断裂，必须有人介入。

他试图将这种迫切感化为调查行动。他指出的材料包括杀人凶手的住址、身份证、照片和通讯录，其中记有受害者的姓名与住址。随后，爱德华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更多文件，包括杀人凶手的私人日记。贝朗热读到日记中的记录，内容涉及计划实施和已经实施的杀戮，其中有一则记载称，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老妇人被推入湖中。这些物件使威胁变得具体——如今，嫌疑对象有了面孔和住址，有一份受害者名单，还有书面记录。贝朗热兴奋起来，相信这些证据能让他们抓住杀人凶手；然而，爱德华的不安使这场看似胜利的发现蒙上复杂色彩。

孤立与对峙

贝朗热的追查变成了一段充满犹疑的独自行走。他起初走得飞快，却一再转身张望，似乎几乎要逃跑或折返；经过一番努力，他才继续前行。他回头张望，注意到风势渐强、天色渐暗，并担心爱德华能否追上来。道路仿佛没有让他更接近目的地，大道也似乎没有尽头。这些舞台指示使前进本身变得不确定——他在向前走，但他的行动不断被恐惧以及孤身一人的感觉打断。

他的思绪把个人使命与更广泛的公民责任诉求联系起来。他谴责警察机构只顾管束行为举止，却不能保护民众，并决心去找警察总监。他也相信公务机构会保护自己，尽管他已准备好为了人类和达妮冒险。他表明自己行动并非为了酬报，而是出于责任。同时，他设想未来杀人凶手被捕，每一座城市都变得光辉灿烂。这份希望超越了阻止一名杀人凶手的目标，但通往这一愿景的道路仍不确定——贝朗热还没走到一半，天色正在变暗，他一再回头寻找爱德华，得到的却只有自己的回声。

在此呈现的最后对峙中，贝朗热试图让杀人凶手回答有关社会、革命和宇宙的问题。杀人凶手耸耸肩，没有接话。贝朗热承认，起初他想为自己和受害者报仇，包括让杀人凶手被捕并送上断头台。随后，他否定了复仇和惩罚，认为它们并不足以应对这一切。他的立场陡然转变——就在想象杀人凶手受到惩罚后不久，他说自己爱过他，或者几乎爱过他，因为他们同属人类这一物种，而仇视杀人凶手也意味着牵连自己。杀人凶手咯咯发笑，贝朗热则坚持认为人类之间确有同类之情。这场交流并未带来和解；它以贝朗热的呼吁和杀人凶手的嘲弄告终。

叙事作用与意义

贝朗热的经历由认知与情感的反转构成。他起初赞颂为惊人成就的城区，后来成了屡次谋杀的阴影笼罩之地；看似能带来掌控感的证据并未消除危险；而这场始于悲痛与愤怒的追查，最终走向一场对峙，在其中他质疑复仇是否足够。他时而急切、时而迟疑，体现了行动愿望与独自行动的恐惧之间的张力。

他也是连接个人苦难与公共应对失灵的关键人物。达妮遇害使危机变得切身，杀人凶手的文件提供了实物证据，而贝朗热对警察机构及常规调查的批评，则指出证据与保护之间的落差。然而，他最后对兄弟情谊的呼吁，拒绝将冲突简化为惩罚。故事从惊叹转向惊恐，从证据走向对峙，又从复仇转向同类之情，并未解决暴力问题；这一过程揭示了贝朗热要同时坚持正义诉求、相信人类共享同一人性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