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

爱德华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瘦弱、神经紧张的男人，身穿丧服。他的外表和举止既显出明显的身体脆弱，又表明他在贝朗热的调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藏身于贝朗热的房间里等候，在两人会面期间咳嗽，并协助拿出将杀人凶手与其受害者联系起来的文件。这场戏赋予他双重形象——他显然病弱而焦虑，却又掌握着证据，使贝朗热更加确信这些罪行能够被揭露。

身份与舞台形象

人物介绍将爱德华描写为三十五岁、身材瘦弱、神经紧张、穿着深色衣服并处于服丧期间。在第二幕的舞台呈现中，这些特征变得具体可见——他戴着黑色毡帽，穿着黑色大衣和鞋子、带浆硬领的白衬衫以及黑色领带，右臂还缠着一条丧带。他脸色苍白，显出发烧的模样。他的右臂略微萎缩，明显比另一只手臂短；场景通过他的动作具体呈现了这一身体差异，却没有解释其成因或为之归因。

观众最初无法看到他，这是刻意安排的。在贝朗热那间天花板低矮、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爱德华静静坐在窗户右侧阴暗凹处一把破旧的法国摄政时期扶手椅上。第二幕开始时，观众既看不到他，也看不到那把椅子。直到贝朗热进来并打开电灯，爱德华才显露出来。房间沉重、写实而丑陋的装饰，以及窗户透进来的苍白光线，与第一幕简朴的布景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突然暴露于人前的家庭空间里，爱德华隐匿的存在使一次平常的归来变成了意外发现。

等候与初次相见

幕布升起前，门房的声音已从楼梯平台传来；之后，钥匙在锁孔里嘎吱作响，门悄然打开，门房愤怒地低声嘟囔，随后重重关上自己的房门，狗也发出尖叫。贝朗热走进昏暗寂静的房间，打开了灯。他看见角落里的爱德华时吓了一跳；爱德华仍戴着帽子、穿着大衣，黑色公文包放在脚边。舞台呈现清楚表明，爱德华一直在那里等候，并非与贝朗热一同抵达。

贝朗热问他在这里做什么，爱德华回答说自己在等他，并问他近来如何。他谈到屋里寒冷，接着咳嗽起来，并仔细地处理手帕——他朝手帕吐痰，将它整齐叠好，再收起来。他拿起并一直拿在手里的公文包，从两人相见之初便是场景的一部分。他只说自己从门进来并打开了门，并未进一步解释如何进入。两人的交谈表明他们彼此熟悉，但场景没有说明他抵达时的其他情况。

病痛、照料与焦虑

爱德华在会面期间一直咳嗽，并开口要一杯水。贝朗热立即出去取水，爱德华则用一只胳膊肘撑起身子，焦虑地伸手检查那只巨大的黑色公文包的锁。确认无误后，他重新躺下，仍在咳嗽，只是声音小了些，还擦了擦额头。舞台说明明确区分了他的病情与欺骗贝朗热的企图——他确实病得不轻，而公文包也确实是他在意的事物之一。因此，他对公文包的看管显得并非诡计，而是与身体痛苦并存、持续不散的焦虑。

这种特质组合塑造了他在这场戏中的作用。贝朗热的照料实际而直接，爱德华的注意力却一再回到公文包及其内容上。他并未被塑造成一名沉着冷静、掌控事态节奏的调查者。相反，他一边咳嗽、休息，一边应对显而易见的身体残疾，同时参与其中；他携带的证据使他举足轻重，却没有消除他的脆弱。

针对杀人凶手的证据

贝朗热检查收集到的材料时，辨认出一个地址、一张身份证、一张夹在上校的照片上的杀人凶手照片，以及一本列有受害者姓名和地址的通讯录。贝朗热越来越兴奋，认定这些文件能帮助他们抓住杀人凶手。随后，爱德华拿出一个小巧整洁的盒子，将更多文件带入调查。这个动作虽然平静，却影响重大——这些材料并非全由贝朗热独自搜寻所得，而且就在贝朗热解读证据时，爱德华又添上了新的材料。

文件中包括凶手的日记。贝朗热读到其中的记录——凶手打算在一月十三日杀人；一月十四日，他把一名戴金边眼镜的老妇人推入湖中；之后几天则没有可杀之人。这本日记记录了杀手计划并实施的行为，而通讯录则把暴力行径与具名的受害者联系起来。贝朗热翻阅书页时，爱德华显得心神不安。两人的反差十分鲜明——贝朗热兴致勃勃地阅读，拿出盒子的爱德华却明显忧心忡忡。场景没有解释这种不安，因此无法确定它究竟源于他的病情、他对证据的担忧，还是其他原因。

不见的公文包

贝朗热和爱德华准备离开时，贝朗热注意到爱德华已经不拿着公文包了。爱德华先问贝朗热说的是哪个公文包，随后才想起来，并说公文包应该在长凳上；但长凳上并没有公文包。贝朗热大为惊讶，指出爱德华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爱德华道歉，将疏忽归因于他们走得太急。公文包不见了，打断了他们的离去；与他先前小心检查公文包锁的举动相比，他后来竟没能留意公文包在哪里，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

贝朗热让爱德华回去找公文包，自己则去警察总监那里报信，并让爱德华赶快找到他。他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喜欢独自走在路上。爱德华答应去取，但现有证据没有说明公文包后来如何，也没有说明他是否赶上了贝朗热。因此，他最后的行动让他继续处于场景中已经确立的两种角色之间——一方面是需要他人照料的虚弱之人，另一方面是在紧急追捕杀人凶手时受托保管证据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