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多
杀人者坎多是一位男爵,他加入格拉米斯一方反抗邓肯,并在起义失败后沦为囚犯。他在戏剧中的关键作用出现在败局已定之时——他没有单纯否认自己的罪责或乞求宽恕,而是指出,历史会把失败者称作罪犯,把胜利的统治者称作正当的一方。他的演说既是对自己即将被处决的清算,也冷峻地揭示了政治权力如何制造合法性。
身份与加入叛乱
坎多最初与格拉米斯一同登场。两人进场时互不致意,站在舞台中央面向观众,稍作停顿后才转身互致正式问候——他们以头衔和姓氏相称。这一有意安排的动作,从公开场合的疏远转向直接交谈,随后语气也变得亲密起来。格拉米斯称坎多为挚爱,坎多则回答说自己受到的爱实在太多了。他们的交谈确立了彼此间的纽带,但这一场景并未进一步界定这种关系。
两人共同反对邓肯,这一点毫无含糊。格拉米斯宣称必须推翻邓肯,坎多也重复了这一呼吁。格拉米斯提出了具体的不满——邓肯在他的土地上狩猎。因此,剧中的叛乱既源于私人情谊,也源于一场关于权威与财产的具体争端。这一场景没有进一步交代坎多的背景或政治纲领;它呈现的是一位与格拉米斯结盟、决意反抗邓肯的男爵。
被俘与权力转移
危险过去后,邓肯问麦克白特坎多是否已经被处决。麦克白特回答说,坎多被俘了,而没有被杀。邓肯立刻追问为何没有杀死俘虏,以及是什么耽搁了处决。麦克白特回答说,他正在等待邓肯的命令,这使坎多得以活命成为统治者下令的结果,而非看守者自行作出的决定。
坎多被带上舞台,双手戴着手铐;班柯陪同他出场,头上罩着兜帽,身穿红色套头衫,手里拿着一把斧头。邓肯告诉坎多,他将为背叛付出代价。坎多接受这一后果,认为这不过是战败的后果——他说,如果自己更强并且获胜,那么他就会成为受膏的国王;如今既然战败,他便被称为叛徒和懦夫。他所作的条件式对比并未抹去叛乱本身,却揭示出,同一场斗争在胜者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冠以不同的名称。
坎多直接向麦克白特和班柯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他们曾为他而战,他就会赐予他们公爵爵位、荣誉和财富。这番话把如今站在胜利政权一方的人重新描绘成可能受益于叛军事业的人。坎多也借此指出,按他的说法,他们当前的阵营归属并非必然——政治奖赏与叛国指控一样,都取决于谁取得胜利。
判决、处决与坎多对历史的论述
邓肯问坎多还有什么要说,在场众人便安静下来聆听。坎多把自己的主张从眼前的较量延伸开来。他称自己是历史的死胡同,并说历史站在他的对立面;在他的表述中,历史理性是唯一算数的理性,没有任何超验标准能够推翻事件的逻辑。他承认自己有罪,却坚持认为叛乱是必要的,哪怕只是因为叛乱的失败证明他是罪犯。这一悖论是他论述的核心——起义失败使针对他的判决看似不可避免,而在他看来,反抗这一行动本身仍然是必要的。
他的演说也试图教导那些比他活得更久的人。他劝听众与后世站在更强者一边,却立即指出这条劝告的难处——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谁也无法知道谁会更强。接着,他提议大众在战斗结束之前置身事外,待胜者出现后再支持胜者。这番论述把政治判断变成了事后的顺从。坎多将其作为教训提出,但这一教训也揭示了一个世界——安全来自等待暴力平息,而不是预先选择一项事业。
坎多设想自己和追随者的死亡将成为肥沃田地的养分,帮助未来的小麦生长。他希望自己的命运能成为一个范例,却又坚称自己的一生不过是空壳,并说自己将含笑而死。这一意象把政治失败与未来生长的循环联系起来,却没有暗示死者会得到昭雪——他们的尸体或许能滋养收成,胜利的秩序却仍掌握着界定他们意义的权力。他的演说将后世描绘成不确定的听众——后世既是他警告的对象,也是他无法掌控的那段历史所孕育的产物。
判决、舞台调度与戏剧意义
坎多的论述伴随着公开处决的整套安排展开。灯光照亮一座断头台,随后逐渐显现出一整片由断头台组成的森林。在这一景象周围,邓肯夫人用力而机械地洗手,一名仆人则端来茶水,供在场众人饮用。这种并置让家常仪式与大规模杀戮的器械并列出现。坎多谈论罪责、历史必然性与后世时,宫廷中人却像观看娱乐节目一般轻松地听着。
邓肯最终打断坎多,说他的演说太长,并问邓肯夫人是否觉得无聊。他表示不施酷刑,却下令处死坎多,随后宣布坎多的士兵也要与他一同被处决。邓肯称他们共有十三万七千人,并说必须在黎明前完成处决。这个数字把坎多所描述的抽象逻辑,转化为针对一支规模庞大的败军的具体判决。邓肯下令处决坎多本人,而周围的断头台以及处决其军队的命令,则让败北的后果远远超出宫廷里这名俘虏所承受的范围。
坎多最终的意义,来自他对胜者制造的正义所作的清醒论述,与政权将这种正义化为公开奇观的能力之间的冲突。他既不声称无罪,也没能说服邓肯收回命令。相反,他揭示了失败如何变成犯罪,并留给宫廷一则冷酷的警告;处决其追随者的命令证实了这则警告的逻辑。他的话语挑战了合法性的说辞,而处决场景则表明,被定罪者几乎无力决定后世将如何讲述他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