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ranesi发现并查阅旧日记

皮拉内西发现并查阅旧日记，使他的笔记本从房屋生活的记录转变为实物证据，表明他当下的身份建立在一段隐秘、且大部分无从触及的过去之上。索引中一条关于斯坦利·奥文登的条目，引他找到自己早年笔迹写下的文字，但那些陌生的人名与地名起初在他看来只是疯狂所产生的无意义产物。在调查笔记本的编号与缺页时，日记手稿揭示了他遗忘的程度，也显露出寻回一段被房屋遮蔽的过去有多么困难。

索引与最初的矛盾

在记录死者的身份时，皮拉内西查阅索引，发现其中提到了斯坦利·奥文登，并指出他曾是劳伦斯·阿恩-赛尔斯的学生。这条索引指向第21号日记第154页，以及另一条有关毛里齐奥·朱萨尼失踪的记录。这令他不安，因为他不记得奥文登，也因为他眼下正在写的日记是第10号。他坚持告诉自己，第21号日记并不存在，也绝不可能存在。然而，索引中的细节难以一笔勾销——先知说出奥文登的名字时，皮拉内西对它一无所知，可这个名字早已出现在索引里。

索引将这场矛盾扩展到了一个人以外。它把他引向其他他认为并不存在的日记条目，包括第11、17、18和20号。第3号与第5号确实在幸存的日记中，但即便这些索引条目，也可能指的是不同的书。条目是用他自己的笔迹写的，然而钢笔、墨水、字形都与他现在的用品和写法不同——字迹更加圆润、浓重，也更显年轻。因此，这批档案带来了双重的陌生感。那些文字看起来出自他手，但其中描绘的世界，以及写下它们的早年自我，都令他无法辨认。

改动过的封面与隐秘传记

为了验证索引所暗示的内容，皮拉内西从东北角那尊被玫瑰丛缠住的天使雕像后面，取出藏在那里的棕色皮革邮差包中的日记。他数出九本。这些实物书册否定了他只是漏看了更多册卷的可能，但它们的封面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前三本原本编号为21、22和23。有人刮掉开头的数字2，把它们改成了第1、2和3号。由于白色凝胶墨水无法完全擦除，旧编号仍像幽灵般留在新标签下方。

这些编号使他得以将索引与第一本日记中的一篇传记联系起来；那本日记原本编号为21。第154页上一条日期为2012年1月22日的记录写明，斯坦利·奥文登1958年出生于诺丁汉，曾在伯明翰大学学习数学，并于1981年起成为研究生研究员。听过阿恩-赛尔斯的一场讲座后，奥文登放弃数学，转而在阿恩-赛尔斯指导下，于曼彻斯特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些细节属于一个皮拉内西尚无法理解的世界，但先知提到奥文登，证实这个名字并非出自一本杂乱笔记的凭空杜撰。

皮拉内西还读了日记中关于毛里齐奥·朱萨尼失踪的记述。旧条目记载，在一个夜晚，数人——包括奥文登、凯特利和达戈斯蒂诺——分别讲述了朱萨尼离开的情形；自那晚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朱萨尼。皮拉内西尚未弄懂整篇记述，便停止了阅读。伯明翰、佩鲁贾、诺丁汉和大学之类的名字，在他听来都是胡言乱语，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对应。他担心自己已经疯了，或是在写下这些条目时就已发疯，于是把日记扔在人行道上，转身离开。

恐惧、辨认与谨慎阅读

这些笔记本令他的身体立刻产生抗拒——皮拉内西想把日记扔掉，想与其中的内容保持距离。即便把它留在人行道上之后，那些陌生的词语仍在脑中回响，伴随着压迫感，以及半成形念头似乎即将闯入意识的感觉。他回到第三北大厅，吃了些鱼，喝了水，又去看熟悉的雕像。它们的美使他平静下来，足以让他在第二天早晨更冷静地思考。

冷静下来后再读，并没有使过去变得清晰，反而显露出一些他无法留住的模糊辨认。伯明翰这个词引发一阵喧响、动荡与色彩，伴随着一幅转瞬即逝的景象——灰色天空下的塔楼与尖顶。这些印象既像噩梦，又莫名熟悉；他一试图细看，它们便消退了。他还思索，“大学”之类的词是否可能是从房屋中的学者雕像那里获得意义，但也明白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解释。这些条目把无法理解的外界指涉，与和他生活中已有的人物及证据相联系的细节交织在一起，使他既无法全然否认，也无法确信自己已经辨认出来。

皮拉内西承认自己一定曾患过重病，但修正了最初的判断，不再认为旧文字不过是胡言乱语。他认为有两个理由值得研究这些文字——日记手稿或许保存着关于真实生活过的人物的确切信息；了解自己早年的疾病，也可能帮助他辨认诱因并加以防范。他也承认，阅读本身存在危险。笔记本带来痛苦情绪和噩梦般的念头，因此他决定谨慎行事，每次只读少量内容。日记手稿既成了有待调查的记录，也可能再次带来痛苦。

缺页与实物档案

后来再次查阅日记手稿时，其实物经历与书写内容同样举足轻重。皮拉内西查找更多有关凯特利的条目时，发现相关页面已经不见——第22号日记末尾十页和第23号日记开头三十二页都已缺失，撕裂的边缘仍夹在书脊中。仅凭书册重新编号，无法解释这些缺页。皮拉内西猜想先知或第十六人可能取走了这些材料，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任何一人找到过他存放日记的邮差包。他也承认自己不记得曾亲手撕掉那些页面，同时意识到自己记忆中还消失了其他行为和文字。

从第八十八西厅的海鸥巢中收集的碎纸，为缺失的文字提供了实物线索。皮拉内西从三十五个巢里找回七十九片碎纸；他用抹布蘸温水软化海鸥粪便，以免纸张溶解。后来他检查这些碎片时，其中一片带有第231页的页码，表明它来自第2号日记。他开始拼接碎片，发现约有三十条记录，涵盖2012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其中包括一篇较长的条目，标题为《2012年11月15日发生的事》。这些曾经从日记中分离的书页穿过房屋，落入海鸥的巢中；它们的回归使无法解释的缺失变成了可以拿在手中阅读的证据。

被改动的编号与撕掉的页面，使日记手稿成为不稳定的档案——其中的内容只存留在编号被改动的册卷、不完整的索引条目，以及其来历皮拉内西无法完全记起的碎片之中。即便是幸存的笔记本，也留有先前变动的痕迹；而他年轻时的笔迹虽让作者身份可以辨认，却无法令人安心。因此，阅读它们并非对一段连贯传记的直接复原，而是一场零碎的调查；每份记录的实物状态——编号、字迹、缺页或找回的碎片——既提供信息，也暴露出仍然无从得知的部分。

对身份与记忆的意义

这一发现改变了皮拉内西对当下自我与过去之间关系的理解。他长期以来接受房屋会导致遗忘的说法，依赖他者与先知的保证；日记手稿则让这种笼统的解释有了具体依据。他发现，自己曾写下一个其中的人名令他无从辨认的世界；他的日记曾被重新编号，其中部分记录也已缺失。这个空缺并非只是一些记不起来的事实；它将写下这些条目的那个人，与如今试图阅读它们的这个人隔开。

这一事件的核心转折在于日记手稿的性质。起初，它们似乎证实了皮拉内西的恐惧——他过去写下的文字是疯狂的产物。然而，其中具体的指涉、先知对奥文登的了解，以及找回的书页碎片，使它们成为事关重大的证据，而非可以随意丢弃的胡言乱语。它们并未一下子恢复他的旧日身份，皮拉内西也没有强求从碎片中得出完整解释。相反，他选择谨慎研读，既承认日记手稿可能包含有价值的信息，也承认阅读它们可能造成伤害。因此，这场发现并非从确信开始，而是从一种克制的意愿开始——直面一段过去，即使那段过去出自他自己的笔迹，仍然陌生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