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利对暴力与死亡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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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利对暴力与死亡的冷漠,体现为学校一再让令人不安的事件逐渐淡出视线,既没有持续关注,也没有集体哀悼。马特·凯尔纳失踪一周后被报告死亡,这种模式表现得最为清楚——官方说法称他的死属于意外,新闻报道篇幅很少,学生们则拿这件事开玩笑。与叙述者对拖网者和谋杀案的执着形成对照的是,巴克利习惯性地回归日常琐事,使冷落本身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以常态为秩序的校园

巴克利的小班制、校服和安静的校园环境,被描述为不鼓励显而易见的差异,也减少了学生彼此纠缠的机会。每个年级约有六十名学生,每个班不超过十四人。这种安排旨在淡化外貌、魅力、运动能力、财富和家庭声望带来的差距,却无法消除那种社会等级——某些学生仍能因此占据全校的关注。由此,学校井然有序的表面虽能防止公开竞争,却不能确保关注与关怀得到公平分配。

学生受到关注的方式,显示出这种失衡。汤姆·赖特于1979年暑假从纽约回来后,同学们开始以不同眼光看待他——他们原本觉得他可爱,转眼便把他当作年轻男子,并以性化的目光看待他。相比之下,瑞安·沃恩虽然外表出众、很可能受到欢迎,却被描述为冷淡而不爱表露自己。这些观察本身并不能说明学校如何应对暴力,却展现了塑造这种应对方式的社会体系——巴克利有选择地给予关注,而叙述者则以较受瞩目的学生所得到的关注,衡量后来出现的冷漠。

暴力与日常琐事争夺关注

朱莉·塞尔温被发现后,事件与凯瑟琳·拉奇福德和莎拉·约翰逊遇害案联系起来,叙述者原以为这会成为学校里的热门话题。但苏珊·雷诺兹和黛比·谢弗却忙着讨论苏珊的派对、作业、音乐和罗伯特·马洛里。她们参与有限,并不意味着她们一无所知——她们认出了朱莉的照片,也承认她的遗体是在影子牧场公园发现的,但没有像叙述者那样继续追查她与其他受害者或拖网者之间的联系。

新闻报道和记者会披露更多细节后,这种反差仍然存在。众人忙于北卡农大道住宅里的苏珊派对,而叙述者则整周跟着黛比,从她的关注中获得安慰。谋杀案没有成为叙述者希望众人共同讲述的故事。这段情节暗示,只要威胁被视为遥远、缺乏足够戏剧性,或与学校生活和友情的眼前仪式无关,就更容易被搁置一旁。

马特·凯尔纳之死及其官方说法

学校对马特之死的回应,使这种模式有了制度层面的表现。洛杉矶警察局联系学校后,克罗夫特博士在周一上午中段的集会上向学生讲话;集会先进行效忠宣誓并祈祷。他称马特之死是不幸事件,并请学生为他的家人祈祷。会上给出的说法是意外溺水——据称马特滑倒,头部撞到泳池边缘后溺水身亡,发言还暗示药物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种简短说法省去了令此事难以轻易了结的背景。马特已经失踪一周,他染血的背包则在洛杉矶以外一小时车程处的停车场被发现。学校的公开说法没有重新提及这些情况,反而以意外事故的解释让事件显得简单而有定论,用一个便于融入校园日常的故事,取代了尚未解决的疑问。

新闻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简化。《洛杉矶先驱考察报》以《恩西诺男孩,17岁,泳池溺水身亡》为标题,用一则简短报道刊出马特之死;《洛杉矶时报》也只刊登了简短讣告。他十一年级时的年鉴照片出现在数百则讣告之中,淹没在整页内容里,个人面貌因此更显黯淡。之后没有举行葬礼或纪念仪式。这本应成为学生们第一次经历的死亡——他们在校期间还没有巴克利学生去世过——却没有成为全校共同参与的事件。

哀悼不均与轻忽的代价

叙述者认为,反应冷淡的部分原因在于马特在社交上的隐形状态。马特封闭自我,被视为吸毒成瘾者和怪人;叙述者猜想,如果死者是汤姆·赖特,甚至杰夫·泰勒,校园里的反应都会更为强烈。因此,马特之死暴露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人们抽象地认为学生去世理应受到重视,学校实际上分配关注时却并非如此。叙述者坦言,令他更震惊的是众人看似毫不在意,而非像预想中那样感到悲伤;他也承认,自己同样惊讶于大家轻易接受官方说法。

十月初的几天里,反应变得公然冷酷。学生们在走廊模仿切奇与庄和比尔先生,拿马特与泳池及他的死开玩笑。叙述者认为,黛比是表现得最受影响的人;他还说,自己希望她没有那么在意,因为她不相信他所作的保证,不相信他没事。黛比的关切构成一个鲜明的反例——情感依然存在,却未能成为一种共同的校园回应,也无法挑战占上风的轻慢态度。

同样的简化习惯也影响了人们对罗伯特·马洛里的讨论。苏珊提到罗伯特以前在发育中心接受过治疗;叙述者却把这说成是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以此质疑是否该为他举办派对。后来,克罗夫特博士质疑有关罗伯特的说法,反问两个男孩是否想象力太丰富,以及罗伯特是否对他们做过什么。这些场景表明,标签和对可信度的质疑可能使讨论范围缩小,而非解决问题。它们并不能证明学校对每一种威胁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它们揭示的是,制度性的平静和社交层面的怀疑,如何让令人不安的说法更容易被搁置。

事后——关注转向指控者

叙述接近尾声时,阿比盖尔·马洛里公开质疑叙述者对11月7日罗伯特与布雷特·埃利斯之间事件的说法。尽管如此,叙述者那番强硬陈述仍成为余下叙事的核心真相——罗伯特被描绘为危险且有自杀倾向,但未必就是拖网者。文章保留了不同说法之间的不确定性,同时展现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如何暂时左右他人的信念。

这种叙事并没有保护叙述者。巴克利对他的态度逐渐转变,人们开始以细微的疏远举动避开他——不再向他打招呼,老师移开目光,学生躲着他,朋友也不再邀他一起去特鲁寿司、杜帕餐厅、麦当劳或汉堡哈姆雷特吃午饭。他发现自己独自坐在庭院里,在凉亭下远处的一张桌子旁吃饭。他遭遇的情形与马特所受的待遇相比,差别并不在于学校突然开始关注伤害,而在于关注转向了别处——他的说法受到质疑后,他遭到社交孤立。在这两段经历中,巴克利表面上的平静取决于谁被相信、被记住,或被排除在关怀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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