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与“后者”

“前者”与“后者”是伯爵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对莫斯科面临的两种相互对立可能性的称呼——一座向世界敞开的城市，或一座对世界封闭的城市。最初，这一区分是对约瑟夫·斯大林病情严重之后权力交接局势未定的政治预测，后来则扩展为一场关于文化、地理以及选择生活方式之可能性的讨论。伯爵认为开放是人的需要；安娜·乌尔巴诺娃则坚持，怀抱希望并不能让俄罗斯向内封闭的现实消失。

对莫斯科门户的预测

这些说法出现在伯爵与理查德·范德怀尔的一次谈话中。理查德提醒他，约瑟夫·斯大林病情十分严重，莫斯科的未来将取决于谁掌握权力。莫斯科的大门可能向世界敞开，也可能从里面关上并闩住。伯爵希望出现第一种可能。理查德将领导一个设在巴黎的情报研究小组，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寻找能够提供消息的当地朋友。他把这个请求说成不是刺探情报，而是关于谁参加舞会、谁被排斥在外、谁因此恼怒之类的世界性闲谈。这番交谈让政治上的区分变得具体——当外来观察者试图弄清城内发生什么时，开放就不再是抽象概念。

伯爵拒绝提供有关本国的消息，告诉理查德，自己既不愿闲谈，也不愿刺探情报。然而，他的拒绝并未消除他对理查德所描述的未来的兴趣。“前者”与“后者”的对照，为这种不确定性提供了表达方式——一种可能容许跨越边界的交往，另一种则将其彻底阻断。在接下来的场景中，伯爵与安娜交谈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将一项预测转变为对人们渴望交流的更深入辩护。

伯爵对开放的辩护

伯爵承认，期待“前者”或许近乎不切实际，但他认为，只要开放仍有一丝可能，就不能向“后者”屈服。在他看来，即使政治壁垒已被严严实实地关闭，人们仍会不断寻求窥见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机会，也会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瞥。他的论点并非建立在边界必将开放的承诺之上，而是基于人们渴望跨越边界的冲动始终存在。正是交往的可能性，让抗拒封闭具有意义。

他以日常文化生活中的例子支持这一观点。美国人前往莫斯科，观看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与此同时，夏里亚宾酒吧里的小型三重奏乐团尝试演奏从收音机里听来的美国音乐。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烹饪也跨越了国界——他的菜肴取材于维也纳、巴黎和法国南部，而非拘泥于单一的民族菜式。这些例子让人看见，“前者”存在于种种交流之中，无论规模微小还是遍及国际。一场演出、一种借鉴而来的音乐风格，或一顿饭，都能将异乡带进一座原本似乎封闭的城市。

伯爵以音乐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论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与索菲娅·罗斯托娃坐在钢琴前时，他们的曲目既包括巴赫、贝多芬、罗西尼和普契尼，也包括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与此同时，卡内基音乐厅的观众为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的弗拉基米尔·霍罗维茨鼓掌。对伯爵而言，这些相互呼应的举动反驳了文化必须局限于国界之内的看法——俄罗斯音乐远行海外，欧洲音乐则在莫斯科演奏。“前者”所指的不只是西方影响，也包括双向往来。

安娜的反驳

安娜并不否认开放的吸引力，但她质疑伯爵自信地认为，一个人只要选择，就能依照这种理想生活。她认为，无论身处何地，都必须面对政治与地理环境；在俄罗斯，面对现实或许就需要对“后者”有所妥协。她的纠正十分具体。伯爵举的例子来自马赛和纽约——这两座港口城市都与海洋相连；她又补充了上海和鹿特丹作为类似的例子。相比之下，莫斯科远离海岸，位于俄罗斯文化与政治生活的中心。

安娜以克里姆林宫作为开放港口的反面意象。她说，它的城墙已不再高到足以击退攻击，却仍在整个国家投下阴影。这一意象将物理上的脆弱与持续存在的政治影响区分开来——城墙即使已不能有效防御，仍可以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在安娜看来，“后者”因此不仅是一项可能由新领导人逆转的政策，也是一股从国家中心塑造整个国家的历史力量与心理力量。

她以美国与莫斯科的对比进一步明确分歧。她指出，美国人似乎并不生活在纽约的大门可能被打开或关闭的预期之中；在那里，“前者”仿佛是根本性的现实，而“后者”几乎难以想象。伯爵说她听起来像是梦想着住在美国，安娜回答说，每个人都梦想着住在那里。这番对话为她的立场添上了个人色彩，却没有将其简化为单纯的离开愿望——开放确实具有吸引力，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俄罗斯的生活处境。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区分的局限

周围的政治叙述印证了伯爵这些说法背后的不确定性。斯大林去世后，没有既定的继承计划，也没有毫无争议的继承人。几位资深人物都有看似合理的主张，领导层的安排也迅速变动——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起初似乎最有可能胜出，但党的高层反对由一人兼掌两个重要职位，并要求他把书记处主席一职交给尼基塔·赫鲁晓夫。结果，彼此对立的势力之间形成脆弱的平衡，国家的走向仍未确定。“前者”与“后者”指的是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出现的结局。

小说把这场辩论与另一些场景并置，展现庞大体系如何将复杂生活化约为计划、程序和记录。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提高农业产量以供养城市；清除富农的运动、对农业革新的抵制、拖拉机短缺、恶劣天气以及持枪强行提高征粮指标，使乡村承受的压力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在博雅尔斯基餐厅，一套新的点单程序要求每顿饭都经过侍者的记事簿、记账员的账册、厨房记录和盖章票据。这些情节并未明确将自身归入任何一个说法，但它们与伯爵的论点并置，赋予这一区分更广泛的意味——政治与行政体系可以强行规定单一方向，而真实生活中的文化与个人实践仍比计划所容许的更加多样。

因此，这些说法既是一场辩论，也衡量着这场辩论未能涵盖的部分。伯爵将文化交流视为“前者”在限制之下仍然存在的证据；安娜则坚持，地理、历史与权力使希望无法完整说明俄罗斯人的生活。两种立场都没有取消另一种。两人的交锋让这一区分继续保持张力——人们渴望打开大门，而种种力量仍不断在门上投下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