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西蒙斯在医院遭袭，使一次精神病院收治变成了他身份认同中持久的断裂——尽管他的大脑仍能形成新的记忆，但袭击发生前的过往生活对他而言变得无法触及。这次受伤也影响了后来他人对他关于约瑟夫·魏德相关罪案的证词所作的判断。

诊断与医院袭击

数次检查西蒙斯后，约瑟夫·魏德得出结论，认为他患有一种罕见的解离性障碍，而且年轻时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约瑟夫·魏德的说法描述了解离性漫游发作——患者可能失去自我意识、记忆和身份感，有时会失踪并以另一种身份生活。他认为，西蒙斯在事发当晚可能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因为他是在压力下、意识状态改变时，从睡眠中突然醒来并作出反应。

约瑟夫·魏德的报告说服法院将西蒙斯收治于收治斯波尔与西蒙斯的特伦顿精神病院。经院方与西蒙斯的律师同意，约瑟夫·魏德继续在那里为他治疗，采用催眠疗法和一种实验性的抗惊厥药物组合。数月后，另一名患者袭击了西蒙斯，使他头部严重受伤，病情也因此大幅恶化。

后果极其严重且永久——西蒙斯失去了记忆，袭击发生前的记忆再也没有恢复。他仍能形成并储存新的记忆，但这次受伤使他的早年生活无法触及——劳拉将这种状况认定为逆行性遗忘症。这一区别成为叙述他后来生活的关键——西蒙斯保留了袭击前获得的能力，却再也无法记起自己如何获得这些能力的个人经历。

重建生活与他人扶助下的独立

袭击发生一年后，应约瑟夫·魏德的坚持，德里克·西蒙斯被转至西蒙斯获释且斯波尔曾申请转入的马尔伯勒精神病院；那里限制较少的管理制度，让约瑟夫·魏德有机会帮助他重建生活。这种重建恢复了他的姓名和外在身份，却没有恢复他的自传体记忆。西蒙斯可以写作，却不记得上学的经历；也能当电工，却不记得自己如何学会这门手艺。早年生活的记忆仍无法触及，技能却留存了下来。

1985年春天，法官批准西蒙斯出院，理由是案情复杂，而且他完全没有暴力倾向。但获释并不意味着他能够独自生活。他没有就业前景；母亲在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便已去世，与他疏远的父亲也已离开，未留下转寄地址。约瑟夫·魏德在自己家附近为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单卧室公寓，并付钱让他打理房子。西蒙斯独自生活，邻居们把他当作怪人；每当他把自己关起来，一连数天或数周不出门，约瑟夫·魏德就会给他送食物，并确认他有按时服药。

这项安排使约瑟夫·魏德不只是西蒙斯的前任医生——他还提供住所、有偿工作、治疗，以及让西蒙斯得以在机构之外生活所需的实际照料。西蒙斯敬仰约瑟夫·魏德，看起来温和，似乎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他还收养了一只来自收容所的小狗杰克，傍晚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这些平凡的日常显示了失去过去之后，他在他人扶助下获得的脆弱独立。

记忆恢复与作证的代价

袭击造成的影响并未只是变成一道简单而永久的空白。1987年3月中旬，西蒙斯观看NY1电视台时，认出了一个据报道已自杀身亡的人——他是斯坦·马里尼，曾在西蒙斯也工作过的西门子公司担任维修人员。这个关联很重要，因为没人告诉过他这件事，他也没有读到相关报道；他把自己的认出视为证据，认为埋藏在过去的某些东西正独自浮现。他形容这种变化像是盖子被掀开，记忆以惊人的速度涌出。这一刻使早先关于他无法恢复受伤前记忆的说法变得复杂——它记录的是某些记忆内容突然回返，而非证明他的自传体往事已全部恢复。

这种不确定性影响了他人对西蒙斯关于约瑟夫·魏德谋杀案的说法所赋予的价值。后来，他告诉罗伊·弗里曼，自己知道是谁杀了约瑟夫·魏德，当时也说过，但他认为自己的说法遭到驳回，是因为他此前曾被指控谋杀、被关进精神病院，并被当作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他的说法很具体——他认为理查德·弗林离开约瑟夫·魏德的房子后曾留在附近，随后折返并杀害了这位教授，而劳拉·贝恩斯要么是帮凶，要么是目击者。西蒙斯说，他没有向警方说出劳拉·贝恩斯的名字，因为担心公开此事会损害约瑟夫·魏德的声誉。

不同版本的说法并不一致。罗伊·弗里曼将他的说法与弗兰克·斯波尔的版本对照时，西蒙斯说自己当时躲在后院，而弗兰克·斯波尔也称自己当时在那里；然而，两人的说法在劳拉·贝恩斯是否在场，以及理查德·弗林和约瑟夫·魏德是否发生过争吵等问题上有所不同。西蒙斯猜测弗兰克·斯波尔可能忘了，也可能撒了谎，但这一矛盾使西蒙斯自己的证词也受到怀疑。此前，警方也曾将他的失忆和疾病视为不能采信其陈述的理由，同时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劳拉·贝恩斯与约瑟夫·魏德有婚外情，而且她有不在场证明。因此，即使伤口早已愈合，这次袭击仍持续影响着调查——西蒙斯失去的过去、逐渐浮现的回忆和精神病史，使他既可能是谋杀案的目击者，也成为一个其可信度无法仅凭定罪与否便能判定的证人。

袭击与更广泛的记忆问题

医院袭击使小说对记忆的探究呈现出具体而肉身化的断裂，但它也与另一种危险并存——回忆即使鲜明，也可能源自错误。劳拉解释说，理查德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己看过1970年的超级碗比赛，后来才意识到当时自己只有四岁，所谓记忆其实来自父亲一次次讲述那场比赛。因此，一个被记住的场景可能由听来的内容拼凑而成，之后又被误认为亲身经历；西蒙斯失去过去，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个人经历已经消失，相关能力却依然留存。

约瑟夫·魏德的商场实验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对照。在催眠之下，四分之三原本想不起自己曾在商场走失的学生，开始描述这样一件事，包括他们当时的恐惧、后来被店员找到，以及扬声器里的广播。他们细节丰富且确信不疑的描述，并不能证明事情真的发生过。与这些例子相对照，不能简单地把西蒙斯受伤视为不可靠证词的普遍解释——这次受伤说明了他对过去的记忆出现了严重断裂，而小说中的其他案例则显示，记忆也可能被暗示、故事和推断重塑。因此，这次袭击让调查无法轻易将确信等同于真相，也无法将记忆缺失等同于证据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