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弗林受雇整理约瑟夫·维德的图书馆

镜子之书

理查德·弗林与约瑟夫·魏德的关系起初是务实的——魏德雇这位年轻作家为他的图书馆藏书编目。然而,这份工作让弗林得以不寻常地进入教授的住宅,了解他的私人习惯;而魏德对弗林与劳拉·贝恩斯的亲密关系以及他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则表明两人的交往绝非单纯的行政事务。弗林发现一份藏在图书馆里的手稿,而几天后魏德便遭到谋杀,这使他们短暂的交往成为故事中至关重要、始终含混不明的一环。

教授家中的工作

安排敲定后的那个周末,弗林便开始工作,独自从三一车站乘公共汽车去拜访魏德。两人在湖边长椅上喝啤酒,魏德向他说明自己希望如何整理几千本书。楼上,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摆着一台新电脑,四周是一排排长长的木书架。弗林要录入书目资料,包括书名、作者、出版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号,以便搜索系统能够找到每本书,并按类别整理藏书。他们估计,这项工作会占用弗林六个月的周末,除非他还能抽出几个工作日。

魏德提出按周支付薪水,弗林觉得报酬十分优厚;他还给了弗林一张支票,预付头三周的工资。弗林注意到,劳拉不在时,魏德说话不再那么铺陈,而是更加直接。因此,这项安排让弗林处于一种界限明确、却又格外亲近的位置——他是有偿助理,独自在魏德家中的私人房间里整理教授的藏书。

他们的交谈并未局限于编目。弗林在电脑前工作后,发现魏德正在厨房做三明治;两人一起吃饭,谈起政治。魏德的保守观点令弗林惊讶——他赞扬罗纳德·里根对莫斯科采取的立场,并贬低吉米·卡特对待俄罗斯人的做法。这番交谈让两人有了私人接触,却没有消除雇主与雇员之间在年龄、地位和观点上的差异。

关于劳拉与研究的提问

一天晚上,两人在客厅里抽烟,厨房的咖啡机发出声响时,魏德问弗林和劳拉是否只是朋友。弗林大感意外。他想告诉魏德,他们的关系与他无关,但知道劳拉珍视与教授的友谊,于是声称自己和劳拉只是伙伴。他还说,劳拉是他的室友,尽管两人据说没有共同兴趣,却成了朋友。他刻意撒了谎,想要保护这段关系;而魏德已直接将它带入谈话之中。

接着,魏德问劳拉有没有跟弗林说过关于他的事。弗林回答说,劳拉很尊敬魏德,和他在一起时很开心;他也知道两人正在合作一项与记忆和人类心智有关的特别项目。他说自己不了解具体内容。魏德追问细节时,弗林坚持说心理学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劳拉已经不再试图向他解释。这番交谈显露出一种不对等——魏德愿意探问弗林与劳拉的关系以及他能否接触她的研究,而弗林则声称对研究所知甚少。

谈话转到图书馆后,弗林正要离开时,魏德又提出一项担忧。他问是否有人——同事、朋友或陌生人——向弗林打听过他在做什么。弗林回答说没有,尤其是因为除了劳拉,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去拜访过魏德。这突如其来的询问使这份雇佣安排显得既慷慨又戒备。现有信息没有解释魏德为何担忧,但显示他认为弗林来访这件事本身也属于需要谨慎处理的信息。

接触、疏离与藏起的文件

感恩节后的那一周,弗林两次前往魏德家中,使这项安排有所扩大;当时教授在大学,魏德把钥匙留给了劳拉。弗林喜欢这栋安静宽敞的房子,以及越过湖面的景色;这与他熟悉的那些嘈杂拥挤的住所形成鲜明对比。他也悄悄观察了周围环境。后来,他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三四个小时,图书馆也渐渐显出井然有序的样子。

与此同时,弗林与劳拉的关系正在疏远。她看起来心事重重,跟他说的话少了,有时他一走进房间,她就会结束压低声音的电话交谈。她把工作带回家,坐在书本和文件之间;弗林后来回忆说,他们那时或许已经不再做爱。这种变化恰逢他越来越常待在魏德家中,但叙述并未证实这份工作导致了两人的疏远。叙述显示,弗林逐渐身处两个愈发分离的世界——安排他日常生活的图书馆工作,以及他与劳拉共同生活、却已失去往日亲密的世界。

图书馆里还有编目工作以外的东西。弗林寻找写信用纸时,打开一只小柜子,发现左侧后方有一面假墙。一个电话簿大小的凹室里放着一叠纸,装在纸板文件夹内。他猜那可能是魏德那本著名著作的草稿,或是一份较早的手稿;他读了头几页,却遇到一些自己不懂的科学术语。他把文件放回原处,又重新摆放物品,掩饰自己发现了藏匿处。这个发现让雇主与助理的关系有了一个核心秘密——弗林知道魏德家里藏着一份文件,而魏德并不知道弗林发现了它。

谋杀及这段关系的后续影响

后来一次拜访时,弗林忘了时间,碰见魏德正在和德里克·西蒙斯交谈。西蒙斯离开后,魏德邀请弗林共进晚餐。他看起来疲惫、忧郁、心不在焉,不过还是祝贺弗林的短篇作品获准发表。大雪开始落下时,弗林觉得道路可能会被堵住,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拒绝邀请。魏德建议他给劳拉打电话,并坚持要她一同赴宴。这顿晚餐让教授、他的雇员,以及那位早已使他们的交谈变得复杂的女性,在案件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前不久,齐聚同一处家庭场景中。

1987年12月21日至22日当晚,魏德在家中遭到谋杀;那是在晚餐后的几天。警方经过广泛调查,仍未能确认凶手,弗林也成为嫌疑人。原本让他能够合法进入这栋房子及其图书馆的职业关系,此时也使他曾有的出入权限与谋杀调查有关。同一所房子里还藏着他发现的文件,但现有叙述并未证实这些文件是杀人动机,也没有说明它们与魏德计划出版的书有何关联。

这段关系后来的意义,是通过不完整的记录重构出来的。在之后寻找弗林失踪手稿的过程中,一名调查者从出版商处得知,魏德曾于1987年7月提交一份图书提案,附有第一章,并称手稿已完成。双方于8月签订合同;魏德原定于11月与编辑一起修改文本,却要求延长时间,好在假期期间进一步润色。完整手稿始终没有送到出版商手中。这些记录证实魏德曾在创作一本尚未出版的书,但仅凭这些记录,无法确定弗林发现的文件是否是那部作品的草稿。

这种不确定性塑造了这段关系在故事中的后续影响。调查起初围绕弗林失踪的书展开,但随着细节不断累积,魏德逐渐走到前台,而弗林则退居幕后。藏起来的手稿、出版商不完整的文件记录,以及弗林作为谋杀嫌疑人的身份,使他们短暂的工作关系成为接触机会与失踪证据交汇之处——弗林受雇让魏德的图书馆变得井然有序、易于查找,但那些可能说明魏德写了什么、以及他家中发生了什么的文件,仍然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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