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奥克利

罗伯特·奥克利是摩加迪沙战斗后白宫求助的资深外交官，尽管他几个月前已经离开索马里，而且战斗前的决策并未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归使他肩负起两个紧迫目标——结束美国针对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军事行动，并在不付钱或交换人质的情况下促成迈克尔·杜兰特获释。奥克利将华盛顿的政策带到持怀疑态度的索马里领导层面前；外交斡旋要求他明确说明拒绝配合的后果，同时又不能让警告在名义上变成威胁。

外交经验与远离危机

在乔治·布什总统任内，奥克利曾担任摩加迪沙的高级文职代表，参与了前一年12月开始、最终结束饥荒的人道主义任务。他在3月离开索马里，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两万名海军陆战队员。他身形消瘦、言谈直率，是一位拥有杰出外交生涯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来自长期任职，而非1993年10月战斗后的局势。可是，回到华盛顿后，他眼看形势恶化，白宫和国务院却都没有征询他的意见。他的经验原本唾手可得，但直到局势发展使他的知识再次变得迫切重要之前，政府都没有寻求他的帮助。

这一转变始于10月5日，也就是战斗两天后。奥克利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叙利亚大使馆参加一场聚会，安东尼·莱克打来电话；莱克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请奥克利第二天早上与他谈谈。10月6日早餐时，莱克、副手塞缪尔·R·伯杰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K·奥尔布赖特会见了奥克利；随后，他们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与克林顿、副总统、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其他顾问会合。奥克利不再是危机的远方观察者——他被带进了决策现场，政府必须在那里决定下一步行动。

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

会议持续了六个小时。战斗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政治代价凸显了事态的严重性——18名美国士兵阵亡、73人受伤，数百名索马里人死亡，杜兰特被俘，一名美国士兵的遗体还被拖行过街道。公众愤怒不已，国会则要求撤军。克林顿通常会事先听取行动简报，但这次突袭筹划和实施得太快，他事前并未获悉。他感到措手不及，想要了解政策和军事战术方面的情况。

继续留在摩加迪沙追捕艾迪德的方案被排除。已退役的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当时负责联合国在当地的行动，少将威廉·F·加里森则指挥游骑兵特遣队；两人都认为艾迪德遭受了致命打击，可能只需再付出少许努力便能将其彻底击败。情报报告显示，艾迪德的支持者正在离开这座城市，他们的火箭推进榴弹已经用尽，其中一些人还主动试探和谈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并不足以改变政府的结论——美国已经失去了继续这场军事行动的意愿。最终决定是撤军——游骑兵特遣队将继续驻留，并获得增援，以展示军事决心，但会在1994年3月前体面撤离。所有抓捕艾迪德的行动均告取消。

政府交给奥克利的任务，是将这一决定带到摩加迪沙，并寻求杜兰特获释。他接到指示，要转告艾迪德总统希望这名飞行员立即获释，但当时艾迪德正在躲藏。因此，奥克利会见了哈布尔·吉迪尔部族的领袖，告诉他们针对艾迪德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游骑兵特遣队原先的任务也已完成。部族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明确说明，政策变化是真实的，并非为随后再次抓捕其领袖所作的临时安排。

杜兰特获释与交换问题

随后，奥克利要求无条件释放杜兰特。部族的回应揭示了实际障碍——游骑兵特遣队拘押了该部族领导层中的六十或七十名男子，其中包括奥马尔·萨拉德和穆罕默德·哈桑·阿瓦莱；据称，这两人是10月3日被抓获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两人被关押在海岸外一座岛上的临时营地里。部族坚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释放杜兰特。奥克利说，他会设法争取释放那些囚犯，也可以向总统提出此事，但前提是杜兰特已经获释。

他的立场与华盛顿的指示一致——美国不会为杜兰特付钱，也不会拿人交换。奥克利把拒绝交换说成一项警告，说明部族若继续扣押杜兰特，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他表示，如果几周过去杜兰特仍未获释，美国就会认定必须营救他。他警告说，无论美国人找对地点还是找错地点，营救行动都会导致他们与部族交战。他还警告，一旦枪声再起，美国方面就不会再保持克制，并指出正在调往该地区的航空母舰、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按他所描述的可能后果，战斗一旦重启，周边城区将遭到严重破坏，受到威胁的不只是男子，还有妇女、儿童和动物。

这项警告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刚刚发生过暴力冲突。游骑兵接到的交战规则是，只有当有人用武器指着他们时才可以开火；与此同时，持械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卷入了战斗。车队行进时，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举起手枪，随后被射杀；后来，一名游骑兵描述说，在交战规则解除后，他曾向人群开火，而人群中包括男孩和妇女。奥克利并未参与这些场景，叙述也没有说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不过，这些情况为他传达的警告提供了背景——再次营救并非抽象的外交施压，而是可能在平民中间重燃战火的风险。

警告的结果与奥克利的作用

索马里领导人将奥克利的讯息以及他称之为友好建议的说法转达给仍在躲藏的艾迪德。艾迪德提出交出杜兰特。奥克利请索马人等几个小时，好让他离开索马里，并告诉他们将杜兰特交给豪。随后，他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因此，这段叙述记录了他的任务迅速取得的结果——在部族坚持要求交换之后，艾迪德提出不经交换便释放杜兰特；此前，奥克利已传达美国的立场，并说明继续扣押杜兰特可能带来的后果。

奥克利的作用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他将政策转变与一项范围明确的外交任务结合在一起。他回到当地并不是为了恢复针对艾迪德的军事行动，而是去说明这场行动已经结束。他也无权承诺以交换方式换回杜兰特。相反，他必须让部族相信华盛顿的撤军决定确实有效，同时使他们相信，拒绝配合可能招致危险的营救行动。杜兰特后来回到机场机库时，游骑兵特遣队人员和其他人列队向他敬礼；他躺在担架上，手臂上插着静脉输液管，手里拿着所属部队的红色贝雷帽。叙述并未将杜兰特获释的功劳全归于奥克利，但他的任务把白宫的新决定与最终使杜兰特脱离囚禁的谈判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