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纳罗宪章
M：世纪之子卡尔纳罗摄政体宪法是为卡尔纳罗共和国拟定的宪法方案，构想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领导下的阜姆。它独特的抱负，是使政治自由与劳动者权利、社会保障以及日常生活之美密不可分。然而，这份文件的激进原则始终与一座遭围困城市的物质困境、邓南遮对公共呈现方式的掌控，以及其经济规则如何在实践中运作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起草与政治背景
1920年3月18日，邓南遮收到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提交的草案。德·安布里斯是一位与直接行动相关的工团主义者，司令官曾召他担任内阁首脑。该方案借鉴激进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设想建立一个以劳动者和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它并非在安逸的环境中构想出来——阜姆等待并入意大利已有数月，还遭受封锁，食物配给受限，燃料也短缺。罗马政府控制着物资供应，而城市居民则面临寒冷、黑暗与匮乏。因此，这一宪政构想是在日常依赖与匮乏的现实中提出的。
其政治背景也使人民主权的承诺格外意味深长。邓南遮的政府声称构想一个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共同体，但这座城市实际上由一位以“司令官”著称的领袖统治，并依靠军队维持。文本并非只是描述现存秩序，而是为未来的共和国提出理想。它试图将阜姆的紧急状态和军事氛围转化为一项社会与公民生活革新纲领。
权利与有价值生活的理念
拟议中的共和国承认全体公民的集体主权，不因性别、种族、语言、阶级或宗教而有所区别。其保障包括新闻、言论、思想、宗教和性自由。它还将物质保障视为公民身份的一部分——国家应提供基础教育、体育教育、最低工资，并在疾病、残疾、失业和老年时给予援助。这些条款将社会福利与公民自由并置，而不把前者视为独立或次要的事项。
这份文件衡量政治成就的标准，不只是维持生计。邓南遮修订了德·安布里斯的文本，强调由自由使之完整的生活，应当既美好又有价值。这一审美原则赋予宪法一种格外宽广的人类繁荣观——目标不仅是免于匮乏或在形式上承认权利，更是让生活拥有尊严、文化与创造活动的空间。按照这一表述，美被视为公共福祉，而非只属于权势者的特权。
劳动、社团与共同文化
卡尔纳罗摄政体宪法赋予劳动者社团在公民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各社团应发展自己的徽记、标志、音乐、歌曲、祈祷、仪式和礼俗，同时参与共同节庆与娱乐活动。社团应纪念死者、长者和英雄，并参与陆上与海上的活动。这一设计将围绕劳动建立的组织，与更广泛的文化责任结合起来——公民不仅是生产者，也是塑造共同体自我认知的象征和实践活动的参与者。
劳动本身也应改变性质。即使是卑微的劳动，也不应继续是残酷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苦役，而应以美为追求，并帮助美化世界。文本将理想描述为“不费力的努力”，并设想劳动者组织鼓励人们即使在普通家庭中也进行艺术表达。音乐尤其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这些条款使宪法的文化纲领具体化——美应进入日常劳动、共享空间和集体生活，而非只作为官方仪式的装饰。
这些规定也在自由之外提出义务。各种宗教信仰应获准存在并受到尊重，也可建造庙宇；但公民不得以宗教信仰或礼仪为由，逃避法律规定的义务。按照文本的表述，充分的公民身份属于积极为共同财富和共同力量作出贡献的人。由此形成的构想，一方面保障广泛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也通过参与和贡献界定成员身份。
财产与经济限制
拟议中的财产规则试图使所有权服从社会效用。财产不应被个人据为己有，仿佛所有权毫无限制；所有者不得让土地荒废，也不得以排斥他人的方式处置土地。这一原则提出了资源使用的公共主张，并将宪章的社会承诺与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联系起来。
这一抱负也造成了实际矛盾。邓南遮的前财政部长马费奥·潘塔莱奥尼指出，对私人财产的限制使这份文件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商业活动不相容。这种张力不只是措辞上的分歧——宪法承诺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但现有材料没有显示，如何在其所有权限制与既有经济秩序之间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其激进纲领既具有伦理力量，也面临严重的实施难题。
修订、呈现与反响
邓南遮将草案留在身边。他没有否定德·安布里斯的工作，而是将其妥善保管，每天私下以自己高亢而近乎神谕的风格重新撰写，同时不改变实质内容。实质与风格的区别，对文件的呈现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宪法的社会纲领源自德·安布里斯的草案，而邓南遮则重塑了它的语言。与此同时，他继续每天早晨带领军队外出，身着军装走在队伍前头，之后再回来修订文本。因此，宪法计划与司令官的军事公众角色处于同一个政治世界，却并非同一种活动。
文本对文化的重视，也与军队生活中的声响和仪式相呼应。在威尔第剧院的一次集会上，士兵们坚持唱自己的歌曲；自发形成的合唱取代了官方音乐的排场，并令邓南遮明显动容。这一事件为宪法赋予社团歌曲与仪式的规定提供了具体对应，但并不能证明这一时刻是对相关条款的直接实施。
卡尔纳罗摄政体宪法与1920年9月的颁布相关联，但其原则并未广泛传播。后来，德·安布里斯敦促向劳动群众介绍其中的劳动保障和创新纲领，并抱怨文本没有得到充分公开，且《意大利人民报》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邓南遮的宪政理想既可以作为政治资源受到颂扬，也始终只向它声称代表的受众作了部分传达。
各方对它的反响不一。皮耶特罗·南尼访问阜姆后，将当地政权描述为戏剧化的过度表现与混乱；与此同时，来自城中的报道则强调匮乏和瘟疫病例。12月，在政府对阜姆采取军事行动后，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这一行动，但只有墨索里尼一人投票反对该动议；次日，他发表了有力声援邓南遮的文章。这些反应将拟议中的宪法置于围绕阜姆政治命运的更大争论之中，但并不能证明其中的社会与经济保障已经付诸实施。在这段叙述中，这份文件的长远意义在于其构想的宏大规模，以及这一承诺与城市现实、其思想传播范围有限之间的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