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蒂政府关于法西斯协助维持治安的机密通令

《尼蒂政府关于法西斯协助维持治安的机密通令》是首相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于1919年7月14日发给各省长的一份机密指示。通令邀请法西斯组织和战斗人员协会协助当局维持公共秩序、镇压革命企图，即使需要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前提是他们自愿参与并接受当局指挥。通令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有条件的安排——国家在坚持要求武装政治运动服从官方指挥的同时，寻求它的帮助。

目的与条件

通令面向各省长发布。当时，政府认为公共当局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资源和警察。在有法西斯团体和战斗人员协会活动的城市，这些团体可以向当局提出协助维持公共秩序。它们的参与被表述为自愿且爱国，并明确以接受当局作为唯一指挥者为条件。因此，这份指示并非只是认可法西斯自行行动，而是提出了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合作形式。

这项政策的措辞将镇压与行政控制结合起来。法西斯团体应协助应对革命企图，包括以暴力方式应对；但按照通令所述的设计，它们不得自行选择目标，也不得作为自主的公共力量开展行动。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拟议中的协助者并非普通警察单位。他们属于一个反对左派、拥有自身组织、领导层和目标的政治运动。通令试图使这一运动为国家所用，同时不公开放弃国家的指挥权主张。

米兰的落实情况

来自米兰的往来通信显示了这项政策如何在地方落实。贝尼托·墨索里尼指示《意大利人民报》主编米凯莱·比安基与米兰省长达成协议，使当地法西奥组织能够协助维持公共秩序。7月15日，一份发给公共安全总监的省长办公室电报报告说，比安基与省长已达成协议。电报肯定了马蒂纳的斡旋，并称当地法西奥组织将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提供协助。

这份报告记录的是一项安排以及对其可随时响应的预期，而不是描述法西奥组织奉官方命令实施的某次具体行动。不过，其行政传递途径仍颇具说明意义——协议由省长办公室转报公共安全总监，而运动方面的代表是比安基，墨索里尼则身在罗马。因此，这段记述呈现的是地方国家机构与法西斯组织者之间的联系，而不只是街头团体之间的非正式谅解。

罢工与政治利害

围绕7月20日拟议中的总罢工——即所谓“大罢工”——发生的对峙，使这项安排立即具有了重要意义。墨索里尼试图在昔日的社会主义同志与潜在的新盟友之间寻求平衡；但在7月17日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法西斯组织代表大会上，他明确采取了反对罢工的坚定立场。出席会议的仅是登记在册的法西斯运动中一小部分成员，但会议标志着运动转向强硬反对左翼鼓动。政府邀请法西斯分子与省长合作，原则上要求他们接受官方指挥，使其站到了遏制革命行动的一方。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在寻求另一条政治突破口。罢工前夕，他在米兰贝卡里亚中学向聚集在那里的左翼干涉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者发表演讲，提出以工人福祉为核心、摆脱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社会与经济重组方案。双方一度认为可以在11月选举中结成联盟。这些平行举措表明，法西斯运动同时在多个方面开展活动——它既寻求与爱国左派的部分力量进行选举合作，又向国家表示，其力量可以用来对付革命骚乱。这份通令属于这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而非政府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已经稳固的联盟。

范围与局限

现有证据表明，尼蒂的指示要求开展合作，米兰省长与比安基也确实达成了协议。但证据并不能证明该通令设立了常设的法律力量、移交了警务权力，或使所有法西斯组织都受到国家的有效控制。官方指挥是政策明文规定的条件；但能否让武装政治团体持续服从这种指挥，仍是一个实践和政治问题。

博洛尼亚发生的事件说明了更广泛的利害关系，但不能据此证明这些事件是由该通令指挥的。在一场冲突中，宪兵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造成八人死亡、约三十人受伤；随后，劳动会号召举行三天总罢工。当地工商界和专业人士团体继而组织了博洛尼亚社会防卫协会，其代表团告诉尼蒂，该协会已准备好在自卫问题上取代国家。这一系列事件显露出自由主义当局受到来自对立方向的压力——工人以停止劳动抗议国家暴力，而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则在认为国家无力履职时自行组织起来。通令提出利用法西斯合作者，正是应对公共权威更广泛危机的一种方式。

政治意义

在冲突十分尖锐的时刻，这份通令使自由主义国家与法西斯组织之间的合作在行政层面成为可能。通令条款保留了正式的等级秩序，规定任何参与行动都由当局指挥；但这一安排也给予法西斯运动某种认可，并为其提供了镇压政治对手的公共角色。米兰省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一般性指示很快就能转化为地方协议，使法西斯团体在紧急情况下可供调遣。

这一事件还凸显了制度授权与政治自主之间的张力。政府寻求有纪律的协助；法西斯分子则可以在保留其反左派动员运动身份的同时，获得参与公共秩序工作的机会。因此，不应将这份通令理解为简单移交国家权力，也不应视其为中性的行政措施。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合作，既受政府对革命行动的恐惧所影响，也受法西斯分子日益增长的能力所推动；后者试图将自身塑造成维护秩序的有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