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戈尔德

《柏林谍影》

伊丽莎白·戈尔戈尔通常被称为莉兹,是一名年轻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她的真诚既使她积极参与党内生活,也让她容易受到周遭欺骗的影响。她前往东德,起初是为了旅行,也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相信的事业;最终,她卷入一场秘密政治审理,并不得不面对自己在更大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份与背景

莉兹是英国共产党的成员,并担任贝斯沃特南区支部书记。她年轻,会打字,也愿意处理支部的日常事务,但她并未被描绘成一名为保密而保密的坚定实践者。她觉得党的闪烁其词并不诚实,尽管她也告诉自己,这或许是必要的。她在组织中的普通地位,以及维系这种地位的亲近感与自我欺骗交织而成的心态,使她有别于把隐瞒视为工作方法的职业特工。

她的父亲被德国人杀害,这一事实使她对受邀前往的国家怀有复杂感情。莉兹一直被教导要把西德视为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把东德视为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但她怀疑美德与罪责能否被如此整齐地划分到双方。她猜想,党选择她或许是一种和解姿态。这种可能性使她对这个机构产生好感,也表明一种能够解答个人疑惑的解释,如何轻易地巩固政治忠诚。

党内生活与奖学金

莉兹收到党总部的来信,得知自己获选获得一项海外奖学金。她很高兴,却也困惑于竟没有人事先征求她的意见。她试着推想自己的名字是如何进入党的决策核心的——或许是区委员会提名了她,也或许威廉·阿什在一次会议后的谈话之后记住了她。阿什曾问她入党多久、是否想家,以及感情生活如何,之后又流畅地谈起东德和工人诗人。莉兹觉得他的关注有些古怪,但把他的问题当作自己获提名的可能原因。

她的推理也反映出她对当地支部的了解。一名同事提议由她担任书记时,言辞中把她的容貌当成了资格;她猜想,其他成员选择她,是因为喜欢她、她会打字,而且她愿意做事,不会动辄要求挨家挨户拉人入党。她觉得支部像一家装饰着革命辞藻的舒适俱乐部。因此,她私下接受奖学金的决定有着复杂的基础——她确实对旅行感兴趣,感激自己受到挑选,也相信党或许是在善待一个父亲被德国人杀害的女儿,这一想法让她感到宽慰。

莉兹用支部的一台旧安德伍德打字机打了一封表示感谢并接受奖学金的信;打字机与支部的信笺和党费邮票放在一起。这一举动把猜测变成了承诺。她把党总部想象成严厉、仁慈、非个人化而且长存的机构,并压下了因斯迈利的一张便条而生的不安。便条上,斯迈利曾问党是否知道她与亚历克·李马斯的关系。她的决定并非被描绘成简单地转而盲信党;她是在试图把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纳入有关服务、和平与和解的故事中,以此平息疑虑。

东德

在莱比锡,莉兹喜欢周遭的清苦,因为匮乏让她感到自己在作出牺牲。她住在一个贫困的小家庭里,女主人是区支部书记埃伯特夫人,她的丈夫在城外经营一家砾石采石场。莉兹觉得这里像一个宗教团体——共同承受艰苦,似乎让政治信念变得具体可感。她从姨妈那里学过一些德语,后来发现自己比预想中更能派上用场。

家里的孩子起初把莉兹当作一位与众不同的访客。她到达后的第三天,一个孩子问她有没有从边境那边带来巧克力。莉兹此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而感到羞愧;此后,孩子们似乎就不再注意她了。这次短暂的相遇刺破了对政治体制之间距离的理想化想象。孩子们的期待让他们与来访者生活条件的物质差异显现出来,却没有把他们仅仅变成象征。

莉兹的白天和夜晚都被党务占满。她和埃伯特夫人分发宣传材料,探访那些党费或会议出席落后的党员,参加一场关于农业统一调配的区级讨论会,并前往一家机床厂参加工人协商委员会。这种日常工作让莉兹直接体验到她此前只通过英国支部生活和政治宣传接触过的组织。她也因此置身于一个组织严密的环境中;在这里,党务官员能够确认一名英国来访者的身份并传唤她。

霍尔滕从区里赶来寻找英国同志戈尔德时,莉兹表明了身份。他出现在埃伯特夫人家中,以及埃伯特夫人焦虑地看向莉兹的目光,打断了她这次访问一贯的日常节奏。这一幕标志着她处境的改变——她不再只是执行当地任务的来访党务工作者,而是一个与当局正在处理的事情有所关联的人。

被捕与秘密审查会

后来,莉兹出席了一场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团召集的秘密审查会。她睁大眼睛,带着不安环视法庭,在看见亚历克·李马斯坐在两名警卫之间时停下脚步。她立刻认出了他,这一反应既直接又私人;与此同时,警卫的手臂引导她走向李马斯此前站立的位置。安静的法庭使她的到来成为一个公开而受控的时刻,而审理的秘密性质此前已经得到强调。

这场审理把她的处境与针对蒙特的案件,以及李马斯和菲德勒被捕一事联系起来。菲德勒告诉秘密审查会,他和李马斯遭到监禁和施压,被要求承认针对蒙特的指控是一场法西斯阴谋。他主张,李马斯的招募和东行是由东德方面发起的;李马斯始终不肯相信蒙特是英国特工,这一点也支持了他表面上的公正立场。因此,莉兹的出现处于一场政治争论之中——每个人行为的意义都受到质疑,证词也被用来塑造官方说法。

有人就金钱问题向莉兹提问。她解释说,有人替她买下一份租约并寄给了她,但她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六周前,伦敦金融城的一家银行曾告诉她,有个慈善机构提供了一千英镑。她焦急地坚持说自己无法辨认捐赠者,因此从她本人的角度看,一项关键关联仍未得到解释——她获得了物质帮助,却不知道是谁提供的,也不知道原因。在一个赠与、关系和忠诚都可能成为工具的世界里,她的无知本身也会产生后果。

人际关系与保密的代价

莉兹与亚历克的关系既是个人依恋,也是一种机构可以利用的弱点,这两方面都贯穿故事。奖学金来信使她想起斯迈利曾问党是否知道她与亚历克的关系;莉兹把这个疑虑搁到一边,以便接受这次旅程。后来在秘密审查会上,她认出李马斯,这一刻打破了警卫与审理程序所构成的正式安排。从私人关系转变为公开证据,显示政治组织控制人们相遇和发言的情境时,亲密关系几乎无法提供保护。

莉兹的经历也与李马斯娴熟地维持假身份形成对照。即使独处,他仍保持着一个日渐消沉之人的表象,始终遵循自己所扮演角色的习惯和态度。相比之下,莉兹试图用自己能够相信的解释来理解发生的事——阿什或许记得她,党或许是在表示和解,慈善机构或许只是帮助了她。这里的对照并不是说只有她诚实,或她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而是说,她普通的信任与不确定,被置于一群蓄意制造和操纵表象的人之间。

转变与叙事意义

在最后的对峙中,莉兹问李马斯,自己在这场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平静、直截了当的问题,说出了政治解释未能回应的人道代价。李马斯只能依据自己所知以及蒙特告诉他的事情作出猜测——菲德勒怀疑蒙特,而伦敦想除掉菲德勒,又不让他的怀疑继续存在。依照这一说法,蒙特在公开场合得到平反的安排,既是为了消除怀疑,也是为了除去威胁。莉兹的问题揭示了理解行动机制与了解这场行动对身陷其中之人的意义,两者相距多远。

莉兹的人物发展由一连串在信息不完整时作出的选择构成。她接受了自己无力负担的旅程,把来历不明的提名理解为可能出于善意,在莱比锡参与党务工作,最终来到一场自己无法左右其利害后果的秘密审理现场。她对党内保密的疑虑从未消失;相反,新的处境不断加重这些疑虑。她并非解读政治信号的职业人士,但故事把她的一生写成了这些信号产生实际后果的场域之一。

作为一个人物,莉兹让政治必要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有了具体的人性尺度。她对和平的信念和服务事业的意愿都是真实的,但这些品质无法保护她免受那些把人和关系当作斗争棋子的机构所伤害。她最后的提问拒绝了行动成功之后那些轻易的宽慰——即使行动的布局可以解释,分派给莉兹的人生角色仍是一种无法靠解释弥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