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e Llewellyn-Smythe真实遗嘱附录

卢埃林-史密斯夫人遗嘱的真正遗嘱附录，与提交遗嘱认证的伪造文件截然不同。根据哈丽雅特·利曼的回忆，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曾在证人面前书写并签署一份遗嘱附录；哈丽雅特后来发现它藏在一本书里。赫尔克里·波洛的推断为这份文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动机——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或许发现罗薇娜·德雷克和迈克尔·加菲尔德有私情，于是将指定受益人改为奥尔加·塞米诺夫。这两份遗嘱附录不能混为一谈——哈丽雅特描述的那份，与提交遗嘱认证的那份，有着不同的来历和见证人。

背景与预期处置

多年来，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遗嘱始终遵循一贯的安排。她将财产共同留给侄子雨果·德雷克和他的妻子罗薇娜·德雷克；罗薇娜也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表亲兼侄女。如果其中一人在她之前去世，另一人便继承财产。她还立下慈善遗赠，并给昔日仆人留下遗赠或纪念物。家族律师认为，这就是她一贯的遗嘱安排。

哈丽雅特回忆的变动与此前的安排形成鲜明对比。她后来读到的遗嘱附录，据她记忆，日期是她发现它的前一天早晨；其中写明，在支付遗嘱指定的遗赠后，将全部财产留给奥尔加。文件所列理由是奥尔加在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生病期间对她体贴照料。后来，一名律师将一份声称是最终遗嘱附录的文件描述为约在她去世前三周订立，与长期以来的安排大相径庭——它削减了慈善赠与，没有给老仆人留下任何遗赠，并将剩余财产留给奥尔加，以表彰她尽心尽力的服务和深厚情意。

书写、见证与发现

哈丽雅特记得，自己曾和一名年轻的园艺帮工一起被叫到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房间。桌上放着文件。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先让奥尔加出去，说这件事不该让她参与，随后才把两名证人叫到近前。她用吸墨纸盖住纸张上半部分，说自己正在写东西，并请他们见证她书写以及签名。

哈丽雅特记得，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用的是一支笔尖刮纸的钢笔，而非圆珠笔；她写了两三行，签上名字，然后让两名证人各自写下姓名和地址。哈丽雅特离开时，在拉门关上之际回头看了一眼；这扇门有时若不使劲拉，便无法扣牢。起初，她并不明白自己见证了什么。后来，她担心自己在不知文件内容的情况下签了名，便翻找书架，在底层的《Enquire Within upon Everything》一书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折好的纸张。

哈丽雅特说，文件末页有她看见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写下的字迹，使用的是同一支笔尖刮纸的钢笔，笔迹也明显带有尖锐的特征。她记得文件的大意，而非确切措辞——那是一份遗嘱附录，将全部财产留给奥尔加·塞米诺夫，理由是奥尔加在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生病期间照顾了她。文件上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签名，也有哈丽雅特和另一名证人的签名。哈丽雅特把文件放回原处，不愿让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知道自己翻找过她的物品，之后也没有继续追究此事。

伪造文件及其见证人

实际提交遗嘱认证的文件并非由哈丽雅特见证。波洛联系律师后查明，该文件的见证人是已去世的前仆人玛丽·多尔蒂，以及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的詹姆斯·詹金斯。这一区别将哈丽雅特所述、她亲眼见到书写和签署的遗嘱附录，与法律程序中提交文件的来源区分开来。

笔迹专家认定，提交的遗嘱附录完全是伪造的，只与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笔迹有微弱相似之处。她不喜欢用打字机，常让奥尔加代写私人信件，并要求她尽量模仿自己的笔迹；奥尔加有时甚至会代雇主签名。这种做法合理解释了奥尔加可能如何学会模仿笔迹，调查人员起初也认为她可能伪造了文件。但是，哈丽雅特所描述的真正遗嘱附录，并不能证明另一份提交遗嘱认证的文件是真实的。预计有人会提起法律诉讼，对后者提出异议；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在等待期间，奥尔加失踪了。

波洛的推断与继承后果

波洛推断，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发现了罗薇娜和迈克尔的私情，很可能是在罗薇娜的丈夫去世之前，并因此立下了真正的遗嘱附录，将财产留给奥尔加。他还推测，奥尔加把这一变动告诉了迈克尔，因为她希望嫁给他。这一推断解释了为何一份真实文件可能将遗产留给奥尔加，却不意味着伪造的遗嘱认证文件也是真的；这仍是波洛对当时情形的推断，并非哈丽雅特亲眼见证或证实的事实。

法律后果取决于哪份文件能够成立。伪造的遗嘱附录很容易被识破，因此会遭到质疑并被推翻，原遗嘱便继续有效。到那时，罗薇娜的丈夫刚刚去世，所以按照长期以来的安排，她将以遗嘱中指定的在世配偶身份继承遗产。因此，真正的遗嘱附录不仅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可能改变意愿的证据，也是起初使伪造行为及其表面受益人难以解读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