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斯洛德随韦斯普奇航行

拉斐尔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航行，构成了拉斐尔作为遥远社会见证者的旅行经历。拉斐尔参加了韦斯普奇已出版的四次航行中的三次，但最后一次航行结束时没有随他返回；相反，他留在新卡斯蒂利亚，继续旅行。两人的分离使一次远征变成了更漫长的独立旅程；在旅途中，拉斐尔遇见陌生民族，了解到信任与庇护关系如何为穿越异国开辟道路，并收集了后来写述乌托邦时所依据的观察。

加入航行

拉斐尔是一位葡萄牙旅行者和哲学家，出发前已将自己的产业分给兄弟，选择旅行而非留在家乡定居。书中的介绍将他与韦斯普奇前往新发现世界的最后三次航行联系起来；在拉斐尔自己的引言中，据说他参加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四次航行中的三次。这两种叙述都表明，他的旅行并非脱离既定生活的一次短暂绕行，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甘愿承担重大个人风险而作出的选择，目的是见识世界。

拉斐尔获准——几乎是强行争取到许可——留在最后一次前往新卡斯蒂利亚的航行所抵达的最远地点，与另外二十三人同行；由此，他的行程与韦斯普奇分道扬镳。韦斯普奇启程离去，拉斐尔和其他人则留下。因此，拉斐尔与远征队领队分开，是两人关系中的决定性变化——这次航行为他提供了出发点，但此后的行程不再与韦斯普奇同行。

分离后的旅程

韦斯普奇离开后，拉斐尔与五名同伴穿行于许多国度。他们反复与当地居民接触，并温和待人，逐渐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们的生存与行动能力并非依赖征服，而是取决于所建立的关系——一位王公开始善待拉斐尔一行，为他们提供补给与旅行装备，并派一名忠实向导引领他们拜访其他统治者。

这番援助使漫长的行程成为可能。旅行者们乘船渡水、乘车陆行，最终抵达一些被描述为人口稠密且治理良好的市镇、城市和政治共同体。叙述描绘了他们从赤道附近炎热荒凉的地区，走向气候较温和、绿意更浓的地方；当地社会定居而居，并通过海路和陆路与邻邦及远方国度贸易。拉斐尔一行得以搭乘驶往不同目的地的船只，因而能够继续在广阔地域内观察各地。

交流、航海与风险

这些航行也讲述了知识交流中的不对等。拉斐尔描述了早期船只——船底平坦，船帆由芦苇和柳条编织，有些则使用皮革；再往远处，旅行者遇到船底圆弧、使用帆布船帆的船只，与欧洲人熟悉的船相似，其水手懂得天文学和航海术。这种对比将拉斐尔置于比较观察者的位置——他周游于技术各异的社会之间，而非只接触一个单一同质的外国世界。

在一次影响深远的交流中，拉斐尔向此前不识磁针的水手演示了磁针的用法。在此之前，他们谨慎航行，只在夏季出海；有了磁石之后，他们开始认为任何季节都适合航行。这项发明使行动自由度更大，但叙述随即对此好处作出限定——他们依赖磁针，或许会因此变得过于自信而不够安全；若行事轻率，这一发现可能成为祸害之源。这段经历使“技术知识必然有益”的观念变得复杂；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

从旅行到见证

多年之后，拉斐尔的旅行经历在安特卫普被重新提起。彼得·吉尔斯注意到托马斯·莫尔对未知国度感兴趣，便将拉斐尔介绍给他。吉尔斯称拉斐尔是极为丰富的信息来源；拉斐尔饱经风霜的外表起初令人觉得他像个水手，但吉尔斯指出，他其实是一位旅行者和哲学家。因此，这段远征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次花园中的相遇会发展成关于遥远风俗与政治制度的长篇讲述。

拉斐尔的权威既建立在旅行经历之上，也建立在持续观察之上。他说自己在乌托邦生活了五年，对那里的制度十分满意，若非为了让欧洲人知晓这一发现，他本不会离开。他早年的航行则为这番叙述提供了更广阔的比较框架——他见识过不同的政体，能够将其做法与欧洲的制度相比较。然而，这番叙述经由拉斐尔和莫尔的讲述转述，其细节并非处处完备；莫尔指出，拉斐尔已经忘记了曾援助旅行者的王公的姓名与国度。

因此，航行与全书政治论述之间的关联至关重要，却不足以定论。拉斐尔以亲眼所见揭露欧洲社会的弊病，并提出外国制度可供借鉴。然而在结尾处，莫尔将他对拉斐尔学识与世故见闻的敬重，同对其所有叙述的认同区分开来，尤其不赞同乌托邦的共同财产制度和废除货币之举。航行为拉斐尔提供了比较不同社会的资格；框架叙事则让读者有余地评估他的结论及其见证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