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的囚禁与去人格化训练
乌鸦女孩高莲遭囚禁并接受去人格化训练，使一间隐蔽的房间既成为迫使他依赖他人的场所，也成为重塑身份的体系。绑架者不只是想把他留在那里，还打算重塑他的需求、语言和自我意识，直到他能够在施行暴力时，把自己体验为一个受另一种意志支配的身体。
囚禁与绑架者的计划
训练从一间藏在书柜后面的房间开始。绑架者挪开落地灯，掀起门闩，打开暗门；高莲正在里面睡觉。客厅里的报纸没有刊登他失踪的消息，广播里也没有相关通告。他似乎没有引起公众注意，这成了绑架者盘算的一部分——她认为，只要满足高莲的基本需要，他就会因为相信无人寻找自己而依赖她保护。
她的计划远不止照料或单纯囚禁。她打算把高莲的欲望磨炼到与自己的欲望一致，并想象两人是同一个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她提供智慧，他提供肌肉。起初，她把他看作一个尚未成形的胚胎，还没有成为她想要的那种人。她要教给他的道理是，受害者与施害者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在这套安排中，高莲将成为野兽，而她保留决定它是否屈从于冲动的权力。因此，合而为一的承诺掩盖着鲜明的权力分野——共同身份的意义与方向由她决定。
被改造成一个世界的房间
对高莲来说，这个房间逐渐成了他所能接触到的整个世界。天花板、墙壁、地板和床垫，连同塑料地板，以及一间设有淋浴和厕所的小房间，都被呈现为他的全部天地。这个受限空间也安排着他的日常生活。他举重、做仰卧起坐，并在安置于角落里的健身脚踏车上骑上数小时。浴室的柜子里放着油和乳霜，绑架者每晚都会将它们涂在他身上，其中包括缓解酸痛、保持皮肤柔软的用品。
这种安排让照料与控制难以分开。高莲在无法自由离开的空间里得到照顾和缓解，而那些照料身体的日常活动也构成了训练的一部分。这个房间一再与安全和洁净联系在一起，但这些特质并没有让它成为通常意义上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受控制的环境，绑架者试图在其中决定高莲需要什么，以及他会如何回应。后来，叙述明确指出了空间的狭小——高莲只能在四平方米的范围内活动，也根本无法接近掌控现场的女人。
沉默与思想的重塑
绑架者管控的不只是高莲的行动，也包括他交流的方式。每当他试图说话，她就会捂住他的嘴，让他安静。他通过轻柔、准确而含混的咕哝声或手语交流，最终彻底不再说出任何字词。他学会密切观察她，记住她想要他做什么。她的认可对他来说很明显；当他把头靠在她腿上，她抚摸他剪短的头发时，他感到平静，并轻声哼唱以表示自己很开心。
这种改变深入了他的思维方式。起初，他能够用词语和句子思考；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用身体感受来理解经历。快乐变成胃里的暖意，焦虑则变成颈部的紧绷。思想让位于图像和即时感受，而明确的目标是让他只剩下一具身体。由此，沉默不再只是没有说话，而是试图消除高莲用来理解或叙述自身经历的语言。绑架者教他照她的要求去做，并通过行动来理解，而不是用言语质疑指令。
从训练到表演
后来，这种训练显露出其作用——为一场与另一个男孩的安排好的遭遇做准备。表演开始前，高莲用一上午净化自己，并冥想数小时，以尽量减少思考。他要消除可能妨碍自己照训练行事的任何残存逻辑。他对自己的认知被缩减为维持生命的四种需求——氧气、水、食物和睡眠。叙述以绑架者对他的评价，将这一结果凝结为一句话——他是一台机器。
早先的日常生活与这番准备形成对照，清楚揭示了训练的目的。锻炼、身体照料、沉默以及清空思想的努力，共同构成了一种方法，使高莲能够在行动时不受反思性语言干扰，从而不被打断地扮演指定角色。绑架者发出表演开始的信号时，高莲走到一个赤裸而无助的男孩面前。这一幕让训练预期的转变付诸行动——那个曾被当作改造对象的人，如今被置于一个由绑架者主导的表演中，成为她手中的工具。
分裂自我的意义
高莲所接受的训练，具体体现了绑架者的理论——受害者与施害者能够合而为一。房间所承诺的安全、他对照料自己的女人的依赖，以及言语逐渐受到压制，都有助于让这种强加的合一显得像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两人之间的关系始终不平等。绑架者安排日常活动，决定高莲要学什么，并发出表演开始的信号；他看似参与其中，实际上早已通过囚禁和刻意收窄思维做好了准备。
因此，从一个在暗门后沉睡的男孩，到一个受过训练的表演者，这一转变并非只是行为上的变化。它关乎人如何理解自己，以及由谁决定这种理解的条件——是通过语言、记忆和判断，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身体，其反应已被他人塑造。叙述反复把房间称为安全、洁净且完全属于高莲，这与链条、受限空间和禁言规定格格不入。这种对照揭示了训练的核心矛盾——高莲被许诺拥有统一的身份，但这种统一是由另一个人的控制制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