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啡
他们为什么不问埃文斯?吗啡在小说中并非只是被提及的一种药物,它还影响人物能够承受什么、他人如何看待他们,以及罪行如何被伪装成疾病或意外。吗啡的用途游走于表面上的治疗与暗中的伤害之间——罗杰·巴辛顿-弗伦奇让亨利·巴辛顿-弗伦奇开始使用吗啡后,亨利逐渐对其产生依赖;而在格兰奇疗养院接受治疗的承诺,则有助于掩盖除掉他的计划。其他情节中,吗啡被掺进鲍比·琼斯的啤酒里;一支在被药物迷昏的女人身旁发现的注射器,则成为一条线索,其含义直到后来才得到解释。
引言与医疗用语
罗杰·巴辛顿-弗伦奇对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的担忧,让吗啡首次进入情节。他告诉弗兰基·德温特,他的兄弟在吸毒,并指出亨利的外貌和情绪变化,以及弗兰基也注意到的瞳孔异常缩小。罗杰说,问题始于大约六个月前,当时亨利抱怨失眠。他的说法将吸毒描述为一种严重状况;而他不确定是否该告诉西尔维娅·巴辛顿-弗伦奇,则显示这一诊断与家庭责任和隐瞒纠缠在一起。
罗杰把治疗描述为可能的解决办法——亨利或许会同意去附近由贾斯珀·尼科尔森医生管理的机构接受治疗,而亨利对这位医生颇有好感。他设想,或许可以趁亨利心怀悔意时说服他;如果治疗成功,西尔维娅也不必知道实情。这一计划使医疗用语具有双重意味。戒除依赖似乎提供了摆脱困境的途径,但这番讨论也提出,可以把西尔维娅知情一事当作牵制亨利的筹码,并将治疗伪装成神经衰弱病例。
后来的一次聚会上,西尔维娅称赞贾斯珀·尼科尔森医生,据说他曾成功治疗那些家人已不抱希望的病人。亨利反应强烈,形容戒断是一场折磨,依赖者可能因此精神上极为痛苦。他的激烈反应警示人们,治疗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却不能证明计划中的治疗是无害的。回头来看,这一幕也改变了罗杰早先关切的意味——那个声称要为亨利寻求帮助的人,正隐瞒着自己在造成亨利依赖一事上的责任。
亨利的依赖与罗杰的计划
罗杰最终承认,亨利在一次狩猎事故后患上风湿痛,是他让亨利开始使用吗啡的。他说,亨利当时信以为真地服用,很快便产生了依赖。这一坦白将吗啡表面上的医疗用途重新揭示为一段蓄意制造脆弱处境的开端。亨利的依赖并非单纯的个人困境——罗杰打算利用治疗的前景把他带到格兰奇疗养院,计划的结果要么是让他的死亡被说成自杀,要么是造成致命过量。
这一计划依赖于让药物与供药者保持距离。莫伊拉·尼科尔森告诉鲍比·琼斯,亨利的吗啡是通过邮寄送来的;她怀疑贾斯珀·尼科尔森医生与此有关,但也承认自己并不确切知道具体安排。这是莫伊拉的猜测,并非对每次送药经过的独立证实。罗杰后来的供述澄清了他自己的参与——是他让亨利开始使用吗啡,并打算由莫伊拉在格兰奇疗养院实施计划,以使自己看起来与亨利之死毫无关联。
治愈的承诺与计划中的过量用药形成对照,使疗养院成为吗啡情节功能的核心。治疗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理由,让亨利进入一个能够把病情恶化解释为成瘾本身或其治疗过程的地方。疾病的说法为犯罪提供掩护,而策划者了解他的依赖,也能操纵其周围的情势。
投毒与实物证据
吗啡也将亨利的故事与鲍比·琼斯的调查联系起来。鲍比告诉凯曼夫妇,临终男子曾提到埃文斯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信,向他提供一份南美洲的工作。鲍比拒绝后,有人往他的啤酒里放了八格令吗啡。他活了下来,后来弗兰基·德温特向莫伊拉·尼科尔森叙述这一经过,将其作为证据,说明悬崖上的所谓意外其实是谋杀,而且有人想让鲍比闭口。于是,这次投毒让一桩含糊不明的死亡成为更大模式的一部分——吗啡不仅被用来控制一个依赖者,也被用来袭击一名记住了重要名字的调查者。
在弗兰基·德温特和鲍比·琼斯发现一名被药物迷昏的女人的那间小屋里,弗兰基注意到搪瓷托盘上放着一支皮下注射器、一盏小型酒精灯和一支吗啡针。当周围发生的事情仍不明朗时,这些物件让施用药物一事有了具体的实物表现。弗兰基起初认为那名女人是被人下了药。罗杰后来解释说,莫伊拉·尼科尔森给自己注射了大剂量药物后躺下,随后趁弗兰基和鲍比去打电话报警时,前往阁楼把他救了出来。这一解释把注射器与假装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形、以及莫伊拉误导其他人的企图联系起来。它也说明,这些物件并非无关紧要的医疗器材——它们的出现指向一项行动,而其目的直到罗杰讲述经过后才明朗。
揭露与意义
故事揭示的信息区分了人们对吗啡的几种不同认识。罗杰明白,吗啡被用来造成亨利的依赖,也被用来策划一场伪装成成瘾后果的死亡。莫伊拉把药物的来源视为贾斯珀·尼科尔森医生参与其中的证据;鲍比则意识到,针对他的投毒企图支持谋杀这一推断。至于注射器和针头,它们提供了使用药物的实物证据,却不能单凭自身揭示小屋那一段情节的全部目的。
吗啡一次次出现,将小说中的种种欺骗串联起来——被说成医疗问题的成瘾、掩盖危险的治疗提议、伪装成普通饮酒的袭击,以及被利用来编造虚假解释的药物作用状态。并非每个怀疑都因吗啡而成为事实——莫伊拉对药物来源的说法仍只是猜测——但它为共谋者提供了作案手段,也提供了一套看似可信、可以用来搪塞伤害的说辞。罗杰的供述揭露他在亨利依赖形成过程中的角色,以及计划中的过量用药之后,治疗的语言便与犯罪的运作机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