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府的囚犯刑事化政策
别无所言:北爱尔兰的谋杀与记忆英国政府的囚犯刑事化政策,将被定罪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视为普通罪犯,而非士兵或政治犯。它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分类,也改变了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方式——单人牢房和发放的囚服,取代了未经审判拘押期间获准穿着的便服,以及与同伴集体交往的自由。共和派囚犯通过毛毯抗议、污秽抗议和绝食抗议,抵制这种强加于他们的身份,将监狱条件变成一场争论——他们的事业及其身份能否得到承认。
从未经审判拘押到刑事定罪
未经审判拘押于1975年年底前后正式结束。按照新的做法,涉嫌参与准军事活动的人将受到指控;若被定罪,则作为普通罪犯对待。这一变化看似只是标签之争,但书中将其呈现为一场围绕政治身份的冲突。英国政府不愿将北爱尔兰冲突时期称为战争;相比之下,爱尔兰共和军将其志愿者视为士兵,认为他们被俘后应作为战俘关押。
与未经审判拘押时期相比,实际待遇差异显著。被拘押者通常获准穿自己的衣服,并可与准军事组织的同伴自由交往。政策转变后,被定罪的囚犯被单独关押在新建的朗凯什监狱营地H区牢房,并被发放囚服。囚服使政府的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爱尔兰共和军志愿者和普通小偷穿着同样的衣服。
监狱内的抵抗
1976年秋,共和派囚犯拒绝穿囚服,开始毛毯抗议,改用毛毯裹身。他们要求获得囚犯特殊类别地位,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他们是战俘。当局拒绝了这一要求。囚犯与看守的关系日渐恶化,看守在囚犯前往淋浴或如厕时殴打抗议者,并限制他们使用毛巾。囚犯于是停止离开牢房,抗议升级为拒绝清洗身体。
污秽抗议在一系列接连发生的抵抗与报复行动中逐步发展。囚犯倾倒便盆,使尿液从牢门下流入走廊。出现如何处理人体排泄物的问题时,囚犯指挥官布伦丹·休斯建议把排泄物涂在墙上。赤身裸体、浑身未洗的囚犯用排泄物涂满牢房;看守把他们拖出去用水管冲洗,其他工作人员则用水和消毒剂清理牢房。随后出现了蛆虫,也带来了疾病威胁。这些骇人的环境并未改变争端的根本——囚犯要求穿自己的衣服、彼此交往并接收邮件的权利,当局则继续拒绝给予他们特殊地位。
政府立场与绝食抗议
玛格丽特·撒切尔上任时,已有数百人参与污秽抗议。爱尔兰共和军袭击并杀害下班后的监狱工作人员,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但政府并未让步。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罗伊·梅森于1976年终止未经审判拘押和囚犯特殊类别地位,并将爱尔兰共和军囚犯称为暴徒和匪徒。撒切尔同样拒绝以政治视角界定共和派暴力,坚持认为不存在政治谋杀、政治爆炸或政治暴力,也不会给予政治地位。她简洁地说:“犯罪就是犯罪”,将这项政策浓缩为拒绝区分政治动机与犯罪行为。
1980年秋,休斯宣布发起绝食抗议,并征求志愿者。一百多名囚犯挺身而出;其中七人入选,由休斯带领,因为他不愿要求下属做自己不肯做的事。他们在十月最后一周开始绝食。绝食抗议结束时,政府仍未承认囚犯的核心诉求;于是,鲍比·桑兹于1981年3月1日开始另一场绝食抗议。四天后,民族主义派议员弗兰克·马圭尔去世,触发了一场补选;共和派提议让桑兹在狱中竞选该席位。这一候选资格将囚犯地位之争带入选举政治——如果桑兹当选,政府公开坚持将一名绝食囚犯视为普通罪犯,就会更加困难。
充满争议的分类
这项政策的影响力,源于它将法律分类与日常监禁安排结合起来。单人牢房和囚服以实际方式强加了普通囚犯这一类别,而拒绝承认政治地位,则否定了囚犯将自己视为战争参与者的说法。他们以身体、衣着、卫生状况,最终以绝食抗议回应这种否定。这一过程表明,一项旨在使监禁去政治化的政策,反而让政治地位问题成为监狱抵抗的核心,并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