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廷斯研究所

化学课

哈斯廷斯研究所既是一家科研机构,也是一个充满职业争议的世界——其项目依赖外部资金,而工作人员则要面对内部围绕权威与认可形成的等级体系。该研究所对卡尔文·埃文斯去世的反应,暴露了它对资助者的依赖;伊丽莎白·佐特在此处的职业经历则揭示,这种依赖如何与性别化规则及对其贡献的否认并存。多年后,艾弗里·帕克基金会接管研究所,使该机构内部的矛盾成为正式变革的依据。

资助与研究

埃文斯去世后,哈斯廷斯研究所的管理层担心,报纸上的报道让捐助者误以为他的性格难相处,因而未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研究所的支持者包括陆军、海军、制药公司、私人投资者和基金会。他们已经在考虑是否重新审视现有项目,并重新评估未来的拨款。这一事件清楚表明哈斯廷斯研究所的依赖性——研究可以在实验室里开展,但能否继续,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为其出资。

管理层着手收集埃文斯取得进展的证据。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笔记本和方程式,而且他原定于次月在日内瓦发表论文。这场计划中的报告为他的研究展现了具体的机构前景,尽管他的去世使其戛然而止。哈斯廷斯研究所不仅是在悼念一位科学家,也在努力说服支持者——他们资助的研究仍然有价值。

研究所还开展伊丽莎白的生命起源研究项目;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坚持资助后,该项目才获批准。这位投资者读过一篇较早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伊丽莎白·佐特发表的论文,并一直设法寻找作者,因为他认为这项研究还有拓展的可能。他的介入使伊丽莎白的项目得以进入哈斯廷斯研究所,但也凸显出,非同寻常的研究项目有时取决于富人的个人选择,而非广泛的机构认可。

伊丽莎白·佐特在哈斯廷斯研究所

在哈斯廷斯研究所内部,伊丽莎白被描述为一位贡献未获认可的创新者。管理层不断收到有关她的投诉——她会直言自己的看法,坚持在自己的论文上署名,也拒绝煮咖啡。这些抱怨暴露出一种工作环境,其中对女性行为的日常期待与科学工作并存。她取得的进展难以被否认,尽管研究所本身无法确定这些成果究竟应归她还是埃文斯所有。

多纳蒂博士把解雇通知推过桌子时,伊丽莎白对自己竟被解雇感到困惑。现有记载证实了通知及她的反应,也显示出她在哈斯廷斯研究所的职位岌岌可危。后来,化学系以赠送实验服的方式欢迎她回来。实验服上只印着她姓名的首字母,而她的名字此前写作全名;随后响起的掌声又被哄笑声打断。看似庆祝的场面因此也尖锐地提醒人们——她虽然重返系里,但这个部门仍会拿她的身份和地位开玩笑。

伊丽莎白因研究问题与多纳蒂发生正面冲突。她指责他窃取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并表示不会让他逍遥法外。在接受罗斯采访时,她解释说,多纳蒂知道她适合这个领域,也知道她有所发现,却仍然拿走了她的研究成果。她说自己当天就辞了职。因此,哈斯廷斯研究所不仅是她从事科学工作的场所,也是在一位机构上级侵占她的成果后,促使她离开的地方。

学历资历与职业地位

伊丽莎白对自己受教育经历的叙述,也让哈斯廷斯研究所和科学界如何界定正当的专业资历变得更加复杂。她告诉罗斯,自己没有本科学位,也从未声称拥有本科学位;她获准进入迈耶斯博士的研究生项目,凭的是自学。她的说法区分了正式学历记录与她实际完成的科学工作,包括她在哈斯廷斯研究所的研究。

到1962年1月,伊丽莎白的名望仍未为她带来大学、研究实验室或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聘用机会。她寄出的履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科学界对她学术资历的质疑也依然存在。《生活》杂志对她的报道使问题更加尖锐——迈耶斯博士和多纳蒂博士被引述称她算不上真正的科学家。问题不仅在于研究所是否有工作可供她做;知名化学家的公开评断,也会影响其他机构是否愿意考虑聘用她。

伊丽莎白后来重返哈斯廷斯研究所时,这一机会被描述为继续开展生命起源研究的契机。在埃文斯旧实验室的一场会议上,一位代表说,研究所需要每间实验室提交一份清单,并询问伊丽莎白在那里开展研究需要什么。威尔逊解释说,她在最后一次电视节目中宣布打算重启研究,因此哈斯廷斯研究所可能成为这项工作的落脚之处。伊丽莎白回答说,她能想到好几个更好的地方。她的回答表明,受邀回来与信任这个曾未能保护她、也未能恰当认可她的机构,是两回事。

接管与机构变革

艾弗里·帕克基金会收购哈斯廷斯研究所的多数股权后,决定性的变化随之而来。威尔逊解释说,弗拉斯克小姐致信《生活》杂志,引发对研究所的审查后,基金会便进一步调查了该机构。在随后的会议上,艾弗里·帕克向多纳蒂递交了解雇通知。通知列出的理由包括管理不善、伪造检测结果和剽窃,从而将研究所更广泛的失职与伊丽莎白曾提出质疑的行为联系起来。

新所有者也改变了掌权者。威尔逊告诉多纳蒂,弗拉斯克小姐过去被当作秘书,如今已成为人事主管,并受命物色新的化学系主任。艾弗里·帕克表示,这个职位将另聘他人。权力逆转十分明确——多纳蒂曾经视为下属的人如今在机构内参与取代他的工作,而侵占伊丽莎白研究成果的主任则被撤职。

哈斯廷斯研究所的历程由对捐助者的焦虑依赖,走向所有权与领导层的变更。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有重要的工作,但它的历史并不只关乎发现——资助者影响哪些项目得以推进,部门权威决定谁的研究成果获认可,而对学历资历的公开评断则可能伴随一位科学家离开工作场所后继续产生影响。接管并未抹去伊丽莎白早年的经历,但它确立了机构对曾促使她离开的不当行为作出新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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