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温·巴克斯特产科诊所

可怜的东西

戈德温·巴克斯特产科诊所由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与阿奇博尔德·麦坎德利斯于1890年创办,资金来自戈德温·巴克斯特的财富。诊所将医疗工作与维多利亚关于女性健康和生殖知识的计划结合起来;后来,诊所被敌意宣传夺走,而她决定以较小规模继续经营,这些经历表明这类工作仍然处境艰难。

起源与医学抱负

诊所源于一项计划——让维多利亚成为独立执业的医务人员。戈德温·巴克斯特设想,她先在医院护理工作中积累经验;若表现良好,再担任他的手术室护士,之后进入医学院。他主张,体力劳动应当构成专业训练的基础,医生也应从护理工作做起。他的提议将维多利亚的医学教育置于对一个大体上排斥女性的职业领域的更广泛挑战之中。

当被问及想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时,维多利亚说,她想帮助小女孩、母亲和妓女。她还打算教女性掌握最现代、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巴克斯特和阿奇博尔德建议她,在能够执业之前先对这一打算保密;他们还提出,她取得行医资格数年后,或许可以公开倡议节育。他们承认,何时发声必须由维多利亚自己决定。

诊所的宗旨也受到一场更广泛争论的影响——谁有资格提供医疗照护,谁的健康才受到重视。戈德温·巴克斯特谴责公立医院,称其为利用穷人进行医疗实践、同时让富人接受私人治疗的机构。他赞扬护理是治愈艺术最真实的实践,并主张,即使医生消失,护理工作继续下去仍能维持对住院病人的照料。这一批评为围绕维多利亚个人执业而建立的诊所提供了背景,但现有材料没有具体说明诊所提供的全部治疗项目。

创办与管理

1890年,维多利亚和阿奇博尔德开办了戈德温·巴克斯特产科诊所,并将巴克斯特的全部资金投入支持诊所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和当时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约翰·凯尔德。因此,诊所的创办并非只是维多利亚个人抱负的延伸,而是建立了一家有资金支持、设有监督委员会并得到知名人士支持的机构。

在诊所成立之前,巴克斯特的计划中就包括让维多利亚最终主管一家诊所。他曾告诉阿奇博尔德,自己会拿出财富帮助她创办诊所,而阿奇博尔德在地方政府中的职位日后或许也能对她的工作有所助益。诊所开办时,维多利亚和阿奇博尔德共同参与了创办;后来,维多利亚负责管理诊所,使她的医疗实践成为诊所最显著的公共面貌。

生殖健康与公众争议

维多利亚的观点使诊所卷入了一场有关避孕与性健康的争议。她为米莉·克罗恩奎比尔工作期间的经历,让她接触到这样一种制度——女性要接受医学检查,男性客户却不必接受同等检查。维多利亚认为这种检查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并提出训练女性为客户检查。这段经历具体体现了她对女性获取医学知识的关注,但并不能证明诊所本身采用了这一特定做法。

维多利亚的倡议也因不同原因令各类群体感到不安。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谴责《爱的经济》提出的节育主张,而一些节育倡议者则反对书中认为商业避孕品有害健康的论点。维多利亚主张以一种不将性生活简化为生殖器活动、也不把性亲密视为独立商品的方式来理解性生活。这本书受到的反响由此揭示了改革运动内部的分歧,以及来自宗教权威的反对。

解职与延续

到1920年,诊所原有的管理委员会已被更容易屈服于敌意宣传压力的成员取代。委员会解雇了维多利亚,并将诊所转交给奥克班克医院,作为其门诊部。诊所控制权的变更发生在《每日快报》发起的一场宣传运动之后;这场运动既帮助报纸扩大了发行量,也试图夺走维多利亚的诊所。

维多利亚把自己的积蓄花在印刷、分发和宣传《爱的经济》上。诊所被夺走后,她仅剩公园环路18号的房产,于是把楼上房间出租给大学生,自己搬进地下室。她在那里继续经营,并仍称其为戈德温·巴克斯特产科诊所,只是规模小得多。即使诊所失去了委员会和正式场所,这种延续仍保留了它的名称与宗旨。

意义

诊所的历史呈现了一个过程——它从私人资金支持走向获得公共机构认可,随后又从获得认可走向被解职和以权宜方式延续。诊所的创办有赖于巴克斯特的财富和维多利亚的医学抱负;诊所被夺走则表明,当管理委员会屈从于宣传与压力时,一家服务于她的工作的机构可以多么迅速地被改作他用。

区分诊所的转交与维多利亚继续行医,是理解其故事的关键。奥克班克医院接收了这家诊所,并将其作为门诊部,但维多利亚仍在自己住宅的地下室里维持规模较小的诊疗工作。因此,在叙事中,这个组织既以正式机构的形态留存,也以遭委员会解职之人的执业活动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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