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玛戈特收到征召通知后，弗兰克一家原先的计划已无法执行，于是开始在秘密附楼躲藏。纳粹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迫使他们离开日益受到反犹规定限制的家，转入奥托·弗兰克办公楼内的隐蔽房间。在安妮·弗兰克的叙述中，这一变化既是逃离眼前危险的实际举措，也是秘密生活的开端；这种生活以隐蔽和依赖他人为特征，并要求他们设法让藏身之处适宜居住。

起因与仓促决定

德国占领荷兰后，一系列日益增多的限制压缩了犹太人的生活空间。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章、交出自行车，只能在规定时段购物，并且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加娱乐活动、使用体育设施，也不得在夜间上街。这些限制使日常生活变得难以维持，而驱逐的威胁也打乱了一家人的计划。日记并未只把这些规定当作背景，而是展现它们如何改变一家人能够去的地方、能够携带的物品，以及他们能够多么公开地行动。

直接的导火索出现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安妮正在阳光下读书，玛戈特神情焦急地走来，告诉她征召通知已经送到。安妮起初以为通知是给奥托的；玛戈特说，母亲已经去找范丹先生商量搬去藏身处的事。奥托可能被带走的忧虑，随即变成另一重震惊——玛戈特透露，通知是给她的。她年仅十六岁，一家人明白不能让她去。安妮此前还不知道的躲藏计划，顿时变得迫在眉睫。

一家人原定于7月16日开始躲藏。玛戈特收到通知后，他们不得不将离家时间提前十天，准备时间更少，之后居住的房间也更难整理。此前几个月，他们一直在把家具和衣物搬出公寓。这场危机并非促成计划的原因，而是迫使一家人在更大的压力下提前付诸行动。

离家与抵达

搬家的早晨，安妮和家人在倾盆大雨中出发，带着装满随身物品的书包和购物袋。黄色犹太星章让街上的人看出他们身处险境；安妮注意到路人经过时投来的同情目光。奥托和伊迪丝一边走，一边逐渐透露目的地——藏身处位于奥托的办公楼内。一家人没有带普通行李，因为装满衣服的手提箱会引人怀疑。安妮写道，自己穿了许多层衣服，还没离家就已感到不舒服；这是为了多带些东西、又不显露出来而采取的实际办法。

一家人分批离开。米普领路，玛戈特骑自行车先行；安妮、奥托和伊迪丝则步行跟在后面。七点半，他们关上家门。安妮在离开前最后告别的是家猫莫尔切，她提到这是自己留下的唯一一个活物。这一日常细节体现了这场分离的深重——一家人离开的不仅是住处，还有熟悉的生活习惯与牵挂，而他们并不确切知道隐蔽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米普带一家人穿过位于普林森运河263号的楼房，沿木楼梯上楼，进入秘密附楼，随后关上身后的门。玛戈特早些时候已经抵达。藏身处位于办公楼内，并非独立住宅。日记说明，办公室里只有一小群人知道一家人即将到来，仓库工人和助手则未获告知。楼房原有的商业用途对隐蔽至关重要——一家人躲在面向公众的办公活动背后生活，全赖不让附近的人发现这个秘密。

营造居住之所

最初的房间里堆满了前几个月送到办公室的纸箱。箱子占据地板和床铺；一间小房间则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堆满了床单。弗兰克一家无法一到那里便安顿下来——他们必须先清空并整理房间，才能睡上铺好的床。伊迪丝和玛戈特又累又难过，躺在光秃秃的床垫上，奥托和安妮则开始拆箱和打扫。

整理工作持续了一整天。他们拆开纸箱、装满橱柜、敲钉子、收拾房间，直到可以躺进干净的床铺。他们还没吃上一顿热饭，但当务之急是让附楼能够使用。这第一天确立了一种适应方式——躲藏不仅是进入隐蔽房间，更是在特殊境况下把凌乱狭小的空间改造成能够运作的家。

日记后来以一种意味深长的反讽口吻，把附楼描述成供失去家园者居住的住所——广告宣称，这里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却有安静的林木环绕，附近没有私人住宅，房间可提供或不提供餐食，费用全免，并且实行低脂饮食。这则戏仿广告借用住宿广告的语言，把秘密避难所重新描述成居住之地。它的幽默来自令人安心的广告辞令与迫使人们需要这种住所的处境之间的反差。

风险与隐蔽纪律

楼房的日常活动一再威胁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秘密。后来一次入室盗窃中，彼得早上七点下楼，发现仓库门和临街的门都开着。他通知奥托，奥托把收音机调到德国电台，并锁上办公室的内门。藏身者遵守安全指示——不洗漱、不用水，保持安静，八点前穿好衣服，并避开浴室。危险不仅在于闯入者可能发现什么，也在于楼上人的声响和日常活动可能暴露他们的存在。

窃贼用撬棍撬开外门和仓库门，搜查楼房，偷走两个钱箱、空白支票簿，以及相当于330磅糖的配给券——也就是秘密附楼的全部糖配给。这一损失使入室盗窃不只是令人恐惧的一刻——它损害了这户人家本已有限的食物来源，补办配给券也会十分困难。奥托怀疑闯入者属于六周前曾试图撬门的同一伙人，因此这次事件并非孤立的骚扰，而是反复出现的威胁之一。

又一次安全危机之后，住户们进一步收紧日常安排。他们雇用了一名夜间看守斯莱赫斯先生；彼得被安排在晚上八点半至九点半巡视房屋；一名地下组织的木匠则将用白色法兰克福床架搭建一道路障。住户们讨论看守是否可信、有人靠近时狗会不会吠叫，以及路障该如何搭建。库格勒先生责备他们疏忽，扬则警告他们不要下楼。这些措施表明，在躲藏生活中，普通物品、日程安排和房间出入都成了安全决策的一部分。

日记与事件的后续

安妮于1942年6月12日开始写日记，起初只为自己而写。1944年，她听到流亡荷兰政府的赫里特·博尔克斯泰因在广播中谈及保存亲历者的记述，便决定以日记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她开始修订和编辑日记，形成乙本，同时继续写原来的甲本。因此，她进入藏身生活的经历以多个阶段留存下来——既是当时写下的个人记录，也是她后来为面向公众的读者重新整理的材料。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1日；两天后，藏身者被捕。米普·吉斯和贝普·福斯奎尔发现散落在地上的日记，将它们收起来，没有阅读。战后，安妮被确认已经去世，米普便把手稿交给奥托。他从安妮的两个版本中挑选材料，编辑成较短的丙本，以《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为名出版。他的取舍受到出版社丛书篇幅要求、青少年读物不公开讨论性话题的惯例，以及他希望删去不利于伊迪丝和其他秘密附楼居民的段落等因素影响。

奥托于1980年去世后，安妮的手稿转交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该研究所经过调查确认日记真实后，出版了各个版本，以及一项关于这家人的背景、逮捕和驱逐、安妮的笔迹和相关文件材料的批判性研究。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后来委托米尔娅姆·普雷斯勒为普通读者编订扩充版，在奥托选编的内容之外，补入甲本和乙本中的段落；该版内容约多出百分之三十。出版史保留了安妮最初紧迫的记述、她审慎修订的版本与父亲在战后选编的版本之间的差异，使弗兰克一家搬入藏身处既成为亲身经历的事件，也成为经由一连串写作和编辑传递下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