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德林克沃特的社会边缘处境
我知道这是真的拉尔夫·德林克沃特的社会边缘处境并非源于单一的排斥,而是一种贯穿学校、工作、居住环境及其与当局接触的模式。他是韦夸诺克族男子,生活在一座公共历史叙述和日常观念往往淡化原住民存在的小镇;他也是一名年轻工人,而他的白人大学朋友可以在夏末离开三河镇,他却留了下来。小说展现了他直接反抗的时刻,也表现了当别人用种族、贫困和怀疑来界定他时,由此产生的孤独与脆弱。
身份、历史与地方
在学校里,拉尔夫反驳洛普雷斯托先生关于原住民已经消失的说法。他表明自己是纯血统的韦夸诺克族印第安人,并指出那些据称已经消失的人仍然在教室里。叙述者承认自己不确定拉尔夫祖先的确切情况,但这一幕的核心事实是,拉尔夫拒绝让老师对历史的笼统概括抹去自己的存在。洛普雷斯托先生否认自己说过拉尔夫反对的那个词,随后以违纪通知将他赶出教室。拉尔夫的陈述有人听见,但界定说过什么、什么才算恰当回应的权力仍掌握在老师手中。
这场课堂争论发生在小说以具体事物呈现的地方历史背景之中。一座印第安墓地紧邻三河州立医院的院区。墓地中央的石碑纪念塞缪尔——一位在十七世纪与白人定居者结盟的韦夸诺克族领袖;随着小镇扩张,保留地不断缩小,部族人口也日渐减少。墓碑留存着同化和原住民服役的痕迹,其中包括一块纪念韦夸诺克族阵亡者的碑石。墓地最后一块石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竖立,纪念拉尔夫的年长表亲朗尼·佩克,他于1969年在越南阵亡。因此,拉尔夫的边缘处境被置于更漫长的土地剥夺与公共遗忘历史之中,而非仅仅被呈现为个人差异所致。
工作、友谊与种族排斥
1969年夏,拉尔夫与多米尼克·伯德西、托马斯·伯德西和利奥一起,在三河镇公共工程部门做季节性劳工。三名年轻男子有时一起喝酒、唱歌,叙述者记得他们这群工友关系亲近。但他也意识到,其他人始终难以真正了解拉尔夫——拉尔夫不说自己住在哪里,拒绝搭利奥的车,周末通常也约不到他。只有一次,朋友们开车去芬威球场看一场双场棒球赛;即使遇上暴雨,他们也得在市中心邮局附近与拉尔夫碰面,再把他送回那里。他们的友谊并未消除大学生与拉尔夫之间的界限——那些大学生可以返校,而拉尔夫留在三河镇。
这道界限也体现在一群人的言语和行为中。利奥叫拉尔夫“通托”,激起他的愤怒;后来,几个人在水库边抽烟时,利奥又讲了一个种族主义笑话。拉尔夫起身走进树林。多米尼克斥责利奥,但也承认,他和拉尔夫起初短暂地笑了笑,直到沉默让侮辱造成的后果显露出来。这一刻揭示了参与一群人的消遣与被平等对待之间的差别——拉尔夫被期待要忍受一个把他标记为种族异类的笑话,而何时该让这件事过去,却由白人朋友决定。
在工作中,戴尔·威克斯也对拉尔夫表现出类似的敌意。两人争论午餐时间是否已经结束后,戴尔掀翻拉尔夫坐着的野餐桌,还用种族主义辱称威胁他会失去工友的工作。随后,尽管一名主管说过水库那片区域不需要处理,戴尔还是把拉尔夫和托马斯派去那里,干最泥泞、虫子最多的活。这一安排让偏见成为工作日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戴尔可以把种族蔑视转化为对谁来干脏活的控制。多米尼克几乎出面干预,却犹豫了;他自己的不自在,与拉尔夫面临的风险并不相同。
不稳定的居所与家族失落
拉尔夫的谨慎也有现实物质基础。多米尼克和利奥拜访戴尔,商量买他的汽车时,利奥问戴尔和拉尔夫合住多久了。戴尔否认他们是室友——他说,拉尔夫的母亲去了不知名的地方之后,拉尔夫只是偶尔睡在他的沙发上。戴尔的说法描绘出拉尔夫不稳定的童年家庭生活。他说拉尔夫的妹妹被杀,还称他们的母亲经常醉酒、卷入斗殴。这些细节出自戴尔之口,而他公开表现出种族主义,因此这些话虽揭示了拉尔夫承受过的不稳定处境,却不能使戴尔成为中立或可靠的生活叙述者。
拉尔夫周围的失落加深了他与人隔绝的感觉。拉尔夫的双胞胎妹妹佩妮·安·德林克沃特,也是多米尼克和托马斯的同学;在他们三年级时,她被发现死于三河瀑布峡谷。几十年后,拉尔夫成年时,叙述者在同一处险地将他描述为失去双生手足的双胞胎。叙述者看见他坐在悬崖边一棵橡树的高处,身处飞流之上,认出了自己多少能体会、却无法完全理解的孤独。这一幕将拉尔夫当下的孤立与早年的丧亲之痛联系起来,却没有把他简化为悲伤本身——对那些注视着他的人而言,他仍是一个内心世界并非全然可知的人。
怀疑与争议中的归属
当局对待拉尔夫的方式不止发生在教室和工作场所。在一次警方问询中,一名警员提到利奥有关拉尔夫阅读激进文学的说法后,询问多米尼克是否知道拉尔夫读过哪些政治书籍,或是否持有枪支。这些问题把拉尔夫的兴趣和种族身份变成引人怀疑的理由,尽管现有叙述并未证实他拥有枪支或犯下任何罪行。多米尼克怀疑,利奥的自保计划是否包括诋毁拉尔夫。这一幕展现了拉尔夫多么容易成为别人转移责难的对象,也显出他几乎无法掌控别人如何讲述他的故事。
在后文对三河镇的叙述中,拉尔夫所属社群的处境开始发生变化。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电船公司大幅裁员,而韦夸诺克月亮赌场度假村则不断扩张,成为就业和经济复苏的重要来源。部族官员与康涅狄格州州长也在协商,昔日属于韦夸诺克族狩猎和捕鱼地、后来被纳入州立医院的土地是否可以归还部族。这些变化与此前所述不断缩小的保留地和被抹去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但它们不能说明拉尔夫个人的处境,也不意味着社会排斥已经结束;它们只是把他的经历置于一个这样的社群之中——小镇已无法再轻易否认这个社群持续存在,也无法再简单驳回其政治主张。
叙事意义
拉尔夫的边缘处境通过日常且反复发生的行为显现出来——老师的否认、伪装成幽默的辱称、剥削性的工作安排、不稳定的居所,以及把种族视作证据的盘问。小说也揭示了叙述者参与这种结构的方式。多米尼克可以认出不公,却仍会对侮辱发笑、在干预前犹豫,或在压力之下依赖种族刻板印象。拉尔夫在课堂上的反抗以及他对自身身份的坚持,使他不至于沦为他人内疚情绪的单纯对象。相反,他的故事揭示了被人注意与被人倾听之间的距离,也揭示了小镇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与那些被这套叙述遮蔽其存在的人们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