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为谢尔曼·克兰西提供的不在场证明，既是对克兰西谋杀案审判的决定性干预，也是为掩盖她自己的罪行而精心构筑的掩护。她作证称，珍妮特·奇瑟姆遇害当晚她一直与克兰西在一起，这帮助一个无辜者免于因谋杀珍妮特而被定罪，同时也隐瞒了克兰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庭审与证词

克兰西承认曾付钱与珍妮特发生性关系后，被指控杀害了她。检方的推论是，克兰西想要珍妮特不肯给他的东西，因而恼怒并杀了她，而且作案时可能喝醉了。此案可能判处死刑。维多利亚最终出面作证，称从当晚八点到次日早上六点，她一直和克兰西在一起。她说两人当时只是交谈和喝酒，并否认他们发生过性关系。

她的说法迟迟才提出；此前她曾向警方否认自己与克兰西在一起。这个延迟使证词引发争议——她的丈夫丹·罗比是此案的法官，而克兰西早已是丹不喜欢的人。维多利亚明白，镇上的人——甚至可能包括她丈夫——会认为她和克兰西有过性关系。她也害怕透露自己曾与一个和丹关系恶劣的男人彻夜相处。然而，随着庭审可能以定罪告终，她决定，承受公众羞辱的风险不如阻止州政府处死一个她明知没有杀害珍妮特的人重要。

不在场证明表面上的含义

起初，这番证词看起来是出于良知。维多利亚说她不喜欢克兰西，但不能眼看着密西西比州处死一个没有犯下这桩罪行的人。她也意识到，若克兰西被定罪，珍妮特真正的凶手就会逍遥法外。她作证后，先前对警方撒过谎一事虽被提及，当局却没有继续追究。她称自己曾与克兰西共度一夜，这一说法被接受为足以动摇检方论据的理由，尽管此事也令她承受流言蜚语，并使她的婚姻关系紧张。

这番证词也让维多利亚看起来像是克兰西的不在场证明。这样的理解掩盖了关键的反转。多年后，她解释说，自己原本约好在比洛克西与珍妮特见面，把泰勒·罗比留给普里西拉照看，随后回到坎特雷尔，并按事先约定去了克兰西家。克兰西以为他们会独处。维多利亚任由他喝酒，自己却把酒倒掉；她故作轻佻，还偷偷把安眠药放进他的酒杯。他昏睡过去后，她离开家，杀害珍妮特，再回到克兰西家。他并未目睹她的罪行；他昏睡时的在场，以及两人事先约好的见面，为她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去处说辞。

故事的反转

因此，那番看似拯救克兰西的证词，实际上掩盖了维多利亚的罪行。她出面作证，是因为针对克兰西的案件可能导致死刑；但她对事情经过的描述也让克兰西成了一个不知情的挡箭牌。按照她后来讲述的经过，她既必须把克兰西从一项他并未犯下的谋杀指控中救出来，又利用他掩盖自己犯下的谋杀。法庭上的不在场证明大体上属实——她那晚确实和他在一起——但它对这一事实的含义，以及他失去意识期间发生的事情，却作了欺瞒。

这场欺骗并未一直瞒住所有人。克兰西获释后，想起自己从醉酒昏睡中醒来时维多利亚并不在身边。他得知珍妮特恰好在同一晚遇害后，便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找维多利亚对质。随后，他试图敲诈她。维多利亚说，自己早已计划杀死他，而他发现真相后又成了新的威胁。因此，曾帮助克兰西获释的证词，成了引向他死亡的一环——它把他和维多利亚联系在一起，为她提供了保护，也埋下了后来被他揭穿的秘密。

更广泛的模式及其意义

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坎特雷尔的谋杀案与九年间发生在四个州的另外八起杀人案联系起来时，这份不在场证明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那些案件大致成对出现——一名付钱与年轻女子发生性关系的年长男子被发现喉咙遭割、尸体留在车里；而那名女子则头部中枪，尸体被弃置水中。较早案件之间的间隔约为十八个月，但阿肯色州的杀人案与坎特雷尔的罪案之间相隔约四年。调查人员质疑，作案时间的差异，以及珍妮特遇害与克兰西遇害之间较长的间隔，是否削弱了这些案件之间看似存在的联系。

维多利亚的供认表明，这种模式不只是几起案件之间表面相似。她声称其他杀人案也都是自己所为，并以遇见丹·罗比后生活发生变化来解释这段漫长间隔——结婚、怀孕，以及泰勒·罗比出生。那份为克兰西作的证词，起初看似通过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让他得以免于定罪，阻碍了调查。回头来看，它成了真正凶手转移怀疑、保护自己，并让对罪行的虚假描述看起来像是在伸张正义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