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崇尚秩序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弗朗茨·比伯科夫崇尚法律与秩序的政治立场,是他对柏林政治冲突所作的强硬而临时的回应——他拒绝革命,推崇秩序与劳动,并把民族主义口号变成一种公开身份。然而,这种信念并非一套定型的政治纲领。它在对有组织政治的猜疑、对军事纪律的认同,以及普通人应当不受打扰的主张之间摇摆。他与工人和革命者的争论,以及他所赞扬的秩序与自己曾经历的强制权力之间的落差,都使其中的矛盾显露出来。

形成与公共环境

在小说前文中,弗朗茨·比伯科夫因服刑期满而获释,随后因一场致人死亡的袭击而被驱逐出柏林。警方命令以公共安全和道德为由,列出禁止他进入的城区,并威胁称,若他返回,将处以罚款或监禁。此后,一家福利中心安排一名社会工作者监督他,要求他每月报到,并表示将调查他是否在工作。这段较早的法律遭遇并未被写成他后来政治立场的根源,但它为他对秩序的赞扬提供了重要的个人反衬——国家规则曾直接威胁并限制他的生活,而不只是保障安全的抽象承诺。

弗朗茨后来形成的政治身份,置身于一座公共生活充斥着景观与口号的城市。他在挤满观众的影院里看电影,乐于享受众人共同的欢笑;另一个场景中,一支乐队在受欢迎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娱乐场演奏饮酒歌曲。这些场景并不能证明大众娱乐促成了他的政治立场,但它们确实将他的政治表演置于同样日常的公共空间里——人们聚集、聆听、欢笑,并沿用熟悉的说法。在亚历山大广场,打桩机反复敲击,引来围观者注视施工。小说对这些公共日常的关注,与弗朗茨越来越自信地讲述社会应当如何组织并置。

民族主义、劳动与秩序

到开始贩卖民粹主义报纸时,弗朗茨表示自己并不反犹,但支持法律与秩序。他设想,即使在乐园里,也得有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则。他还钦佩钢盔联盟及其领袖;联盟的钢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波茨坦广场地铁站和亚历山大广场地铁站下方的通道里,他与一名曾在新世界娱乐场遇见的老兵志趣相投。因此,他的政治立场不仅通过报纸形成,也来自他与一名老兵面对面的认同;这名老兵的观点让他的信念带上了共同经历的意味。

报纸上的内容为这种立场增添了更具戏剧性的色彩。一篇面向德国人民、刊于将临期首个星期日的演说,呼吁打破幻想,并承诺真理将手持正义的盾牌与宝剑,从战场上崛起。尚武的言辞把政治信念描绘成真理与欺骗之间的较量,并预设惩罚与胜利将是结局。弗朗茨自己的论证则不那么像一套纲领——他反复强调秩序是人们得以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因此,他对民族主义政治的支持,既是通过一种基本的社会主张表达出来的,也体现为对政党的认同。

与工人和革命者的争论

这项主张在埃尔萨瑟街遭到反对——工会成员见弗朗茨走进酒吧时把臂章藏在口袋里,便嘲笑他。他们把臂章拿出来,弗朗茨则把他们打发开。因闭厂停工而失业的磨工格奥尔格·德雷斯克挥舞着臂章,要求弗朗茨解释它的含义。弗朗茨把政治颜色比作雪茄里的烟草作答——他认为,换一条雪茄环,并不会改善里面的东西。这个比喻把争论从可见的徽记引向一个人的行为实质;他提到自己离开了战壕,也将自己的经历与格奥尔格的工人生活相提并论。但这番交流并未让双方和解;臂章仍是一个公开标志,双方的分歧也围绕着它展开。

弗朗茨把革命言论斥为徒具声势的表演,嘲笑那种以为只要高喊共和国就能改变一切的想法。格奥尔格则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失败的解释。他回忆战争期间纪律和领导力的缺失,随后将1918年和1919年的革命描述为政治领袖的背叛,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他以列宁和俄国为例,说明人们可以共同行动。他们的分歧并非简单地发生在支持变革者与反对变革者之间——双方都借战争和政治失败的记忆发言,但格奥尔格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团结,弗朗茨听到的却是混乱与徒劳。

弗朗茨的回应是拿起臂章,把它塞进外套,然后回到自己的桌旁。他对格奥尔格和克劳泽说,以他们目前的方式努力不会有任何成果,同时又补充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方能否有所作为。他提到和平,并表示想工作的人就该得到工作的机会,同时拒绝他所谓的陈腐政治垃圾。他藏起臂章的举动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承认,使他此前公开表态时的笃定变得复杂——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并未声称自己选择的一方已经证明了自身。

酒馆冲突

在亨施克酒馆,政治分歧演变成直接冲突。反对者谴责弗朗茨的政治立场,并要求他交出臂章。他坚持认为,没有秩序,人们就无法生活或工作,并提到工厂工人和手艺人都需要秩序。他的辩护以他所认为的混乱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后果为基础——政治鼓动若取代劳动,人们就无法谋生。与此同时,他指责反对者把政治争论变成斗殴和挑衅。这一场景表明,他诉诸秩序也可能变成要求别人别再挑战他,尽管他同时将自己说成普通劳动生活的捍卫者。

酒馆里越来越混乱时,弗朗茨提高嗓门,试图压过周围的动静。他再次提起战壕,把它作为证据,声称他和其他士兵并未忍受战争,就是为了让政治煽动者在家乡扰乱和平。他的演说进一步升级,转为要求严厉惩罚革命者。从务实地捍卫劳动转向要求惩罚性管控,暴露出他立场中的核心张力——秩序被说成是对日常生活的保护,但维护秩序本身也可能变得具有威胁性且不容异议。这一事件并未解决政治争论,而是在争夺中的酒馆公共空间里,让争论的利害关系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