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卢·莎乐美的失败恋情》是一段短暂而痛苦的关系，其重要性在于，尼采重返人际陪伴的希望与他逐渐相信自己将继续承受的孤独彼此碰撞。这段交往始于1882年4月，一度似乎预示着多年来孤独生活的终结。那年10月，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离开了他，他与她结婚的希望彻底落空，尼采因此陷入异常强烈的绝望。这段经历既属于他的个人历史，也属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由之诞生的危机；不过，现有材料并未表明这段失败的关系是该作品产生的唯一原因。

对结束孤独的期盼

自1879年复活节被迫从巴塞尔大学退休以来，尼采一直独自生活。到1882年，这种孤独日益成为沉重负担。他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关系似乎提供了一条出路——尼采相信，他的独居生活或许就要结束，并期待她来与自己同住三周。

在一封日期为1882年7月2日的信中，尼采说，前一天几乎让他觉得像是自己的生日。据他所述，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答应来访，是一份重要的个人馈赠。同一天还带来了职业和创作方面的进展——泰布纳印刷所寄来了《快乐的科学》前三张校样，尼采也完成了该书手稿的最后部分。他将这项完成视为六年工作的收尾，这段工作从1876年持续到1882年，他称之为自己整个自由思想时期。两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颇为重要——对人际联结的期盼与一项重要思想工作的完成，短暂地汇聚在同一时刻。

尼采将这段关系在情感上的希望表达为——不再孤独，并重新学会如何做人。他也承认，在这方面自己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这番话使这段经历的意义超出了结婚的可能——他认为自己被剥夺了陪伴，也认为自己必须重新获得与人相处的能力。现有材料呈现了他的渴望，却没有提供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感受或缘由的相应叙述。

被离弃与孤独重临

预想中的变化并未持续。10月，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离开了尼采，他不得不接受自己与她结婚的希望不会实现。传记记载称，由此产生的绝望异常强烈，尤其是考虑到尼采平日性情开朗。自1871年以来，他屡次患病，但早先的病发通常并未令他消沉，也不过是耽搁了他的工作。相比之下，这次失望使他一度失去平衡。

记载指出，最深的创伤并非单纯的爱情失意，而是他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了孤独之中，而且将继续孤独下去。这一解读赋予这次分手特殊的分量——这段关系曾看似扭转了孤立处境，因此关系的终结又使这种处境仿佛成为他未来的既定事实。这并不能证明这段关系单独造成了危机；它将痛苦置于一段更长时期的压力之中。

一封于1882年圣诞节寄给弗朗茨·奥弗贝克的信，记录了尼采当时已变得多么心神不宁。他描述了对前一年夏天的痛苦回忆，以及一种他觉得自己无力掌控的情绪冲突。尽管服用了强效安眠药并散步六至八小时，他仍难以入睡。他担心，若不能转化这段经历，自己就会迷失。他还写道，自己不再信任任何人，并觉得听到的话语中带有轻蔑。这些细节使这场危机具体可见，却没有将其简化为单一原因或永久状态。

在同一封信中，尼采考虑了两种相反的选择。他可以在巴塞尔租一间小屋，不时去拜访奥弗贝克，并参加讲座；也可以将孤独与认命推向极致。这两种选择表明，他在重新与人接触和进一步退隐之间摇摆。记载没有说他实际采取了其中任何一项计划。记载着重指出的是，他是在这段失败关系的压力下，并在重新确信孤独不可避免之际，考虑这两种可能性的。

危机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诞生

到1882至1883年之交，尼采的思想、情感和身体精力据称都已几近枯竭。1881年夏天形成、暂时写入《快乐的科学》第四卷的思想，构成了这场危机的酝酿过程，并非十月分手后突然凭空产生的反应。1月，在经历了十天格外清爽愉快的日子后，紧绷状态骤然消解，《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以强劲之势涌现。按照这一时间顺序，文学创作的迸发发生在绝望时期之后，同时也区分了长期累积的压力与眼前创作状态的转变。

一位教师离开孤独、走下山来的形象，有助于说明这段关系为何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构思有关。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尼采写道，扎拉图斯特拉在三十岁时离开家乡和乌尔米湖，前往山中，在孤独中居住十年，最终转而走向人类。传记记载称，尼采将自己与这位教师认作一体；这位教师约在四十岁时走出孤独。于是，这个文学人物走向他人的行动，与尼采重返人类生活的希望产生了共鸣；失败的关系曾短暂地强化这一希望，随后又使它受挫。

因此，这段关系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既不是一场自成一体的恋情，也不是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完整解释。它揭示了在尼采的作品走到转折点之际，他对陪伴的期望寄托了多少。他的希望破灭，加深了他对孤独的认识；此后的创作迸发，则发生在早已受到其他压力影响的疲惫之中。这一先后过程赋予了个人失望真实的影响，却没有将尼采的哲学或文学成就化约为这段经历。

危机的哲学背景

更广泛的思想背景，是尼采试图回应上帝之死之后对生命价值的虚无主义式贬低。他逐渐形成的权力意志理论，将人的行动视为由一种追求更大力量的驱力所推动；而他对自我主宰的阐释，则将向自身施加命令视为一种艰难的转变。在这一框架中，欢乐可以伴随对阻力的克服；超人则代表着能够肯定生命、包括生命之痛的理想人物。

永恒回归为这种肯定设下严峻考验——人能否一次又一次地愿意生命重来，并让每一件事都按照同样的次序再次发生。记载将这一思想与对生命的深刻接受联系起来，而非将其视为对个人失落的轻易慰藉。将它与这段失败的关系并置来看，更能凸显尼采当下无力驾驭痛苦，与哲学上要求肯定整体存在之间的反差。现有材料并未说这段恋情产生了这些思想。相反，个人危机与哲学计划同属一个更广泛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如何忍受并肯定生命这一问题，既有思想上的迫切性，也有切身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