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行兮》

《海行兮》是一首古老的诗，战时成为表达效忠天皇、拒绝投降的重要话语。小说中，它既出现在日本公开宣扬军事牺牲的语言里，也成为多年后辨认中村天二的私人暗语。它从电台广播转入战后的相认场景，将帝国意识形态、记忆与对遗忘的执念联系起来。

战时含义与用途

战争期间，《海行兮》广为流传，电台每次播报战况都会以它开场。播报将日本士兵描述为光荣战死，而非蒙受投降之耻。因此，这首诗不仅悼念死者，也为他们的死亡提供一种公共解释——只要将死亡置于效忠天皇的框架中，它就可以被讲述为忠诚的体现。

后来场景引述的诗句将死亡铺展在辽阔的地景之中：“海上横尸，浮于水面，”接着是“山间横尸，散于草野……”诗的末两句则明确表达效忠：“我们死在天皇身旁，”以及“我们绝不回头。”这些片段从散落在海上与山间的尸体，转向毫不动摇的效忠宣言。“绝不回头”赋予诗句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但在小说的战后语境中，它也令人想到面对战争遗留之物的困难。

这套公开话语属于更广泛的帝国主张——胜利将依靠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被理解为天皇意志。《海行兮》在战时广泛流传，使它成为这一信念的表达之一——只要把死亡纳入效忠天皇的叙述之中，死亡便可以被说成光荣。小说没有把这首诗写成孤立的抒情作品，而是展现它如何进入战时播报，并影响人们描述阵亡者的方式。

战后相认中的暗语

1959年春，中村天二申请日本血库的职位，原本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出于好奇；他却意外获得面试机会。一个冬日清晨，他乘火车前往大阪。在总部等到近午，他被领进一间宽敞的主管办公室，而不是预想中的会议室，随后独自留在那里。又过了一刻钟，身后的声音叫他不要回头。一只手在他的后颈划过一道新月形，接着，一个男人开始背诵《海行兮》。

中村立刻认出了这首诗。他没有解释，而是接上末两句：“我们死在天皇身旁，”以及“我们绝不回头。”这段对答之所以像暗语，正因为两人都熟悉这首诗及其战时意义；中村的回应证实他读懂了信号。那些曾在广播中为士兵之死定调的熟悉字句，几十年后在一间私密的办公室里，成了两名男子相认的凭据。

相认不只是言语测试，身体细节也让这一幕变得具体。那只手再次触到中村的后颈，男人称赞道：“多好的脖子，多棒的脖子。”中村转身，看见一张已经改变的脸——头发白了，竖得尖硬，身躯也更为壮实；脸虽然更加松弛，却仍像鲨鱼鳍。男人解释，自己非得看看中村的脖子，才能确认眼前的人正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随后说道：“你看，我从不忘记。”在这一幕里，诗与记忆无法同身体分开——战时文本帮助辨认一个人，而触碰与改变的面容则让时间的流逝显形。

记忆、相认与战后清算

这次相遇发生在战后追究责任与选择性记忆的背景中。在前后的谈话里，佐藤龟谷回忆，石山教授在狱中上吊自尽，另一些人被判死刑后获减刑，最终也被释放。佐藤说自己曾以为也许会受审，但如今那段时期早已过去：“美国人想把这件事忘掉，我们也想。”面对这种明确的遗忘意愿，《海行兮》却再度出现，两个男人仍然熟知它的词句。

小说还将战时记忆置于东京靖国神社的纪念话语之旁。神社的《英灵簿》列有1867年至1951年间为日本天皇服役而死的两百多万人；入祀被视为获得对一切恶行的赦免。名单中有1068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判战争罪并处决的人，其中一些人曾在死亡铁路上虐待战俘。于是，诗中“死在天皇身旁”的承诺，与一种战后纪念实践并置；这种实践可能模糊服役、罪行与责任之间的区别。

小说以纪念记录的遗漏，让这种模糊变得具体。蒸汽机车C 5631前的牌匾没有提及修筑死亡铁路的恐怖，也没有列出修路期间死去的数十万人。死亡人数没有定论；对亚洲奴工的估计从五万人到二十万人不等，文本明确指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叙述继而指出，这些人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也没有一本书收录他们的亡魂，只能留下这一片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海行兮》不只是纪念的象征——它那有力而易于重复的帝国牺牲叙事，与没有同等纪念、人数无法确定的死者形成对照。

诗的功能如何改变

《海行兮》随着聆听它的场合而改变作用。战时电台用它把死亡写成光荣，并将死者与天皇联系起来；1959年办公室里的吟诵则使末两句成为对共同记忆的简短检验，也成为辨认中村的方式。同一组诗句兼具公共意识形态与私人相认的意义，而男人坚持自己从不遗忘，更与周围人想把战争抛诸脑后的愿望形成张力。

这种张力并未简化成记忆与遗忘的对立。诗之所以延续，恰恰因为它曾被广泛传诵；然而，诗句流传下来，并不能让纪念碑之外的人重新获得姓名，也无法解决责任问题。小说通过低声吟诵、凭记忆接诵以及手触中村后颈的细节，让这首熟悉的战时诗句在原有公共用途消退之后依然回响；同时也呈现出，一人被认出，与更多人被集体遗忘，可以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