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冷漠

《笑面人》中的社会冷漠并非只是缺乏善意——它是一种拒绝接近弱者，继而把他们的苦难当作娱乐或别人的事情的模式。小说通过夜间城镇的寂静，以及后来格温普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引来笑声的情景，将这种模式具体呈现出来。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面对显而易见的需求或一个人的痛苦，却没有认出其背后的那个人。

不肯回应的城镇

男孩抱着一个婴儿走进一处聚居地，在各家房屋中寻找生命的迹象。在第一条街上，他看到两所截然不同的房屋——一间低矮贫穷、泥墙茅顶的破屋，与它相对的，则是一幢有石墙和石板屋顶的大房子，被指认为富人的住宅。两处都没有灯光，也没有欢迎之意。男孩走到宅邸那扇沉重、钉满铁钉的橡木门前，用被冻得几乎不听使唤的双手敲门。无人回应。他又敲了一次，里面仍没有声音、脚步声，也没有灯光。

这两所房屋并置，使拒绝不再只是某一户人家的失职。贫穷与富裕隔街相对，却都对孩子紧闭门户。破屋里住着猪，表明有人住在那里；宅邸的规模和坚固的门则意味着资源与保障，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带来帮助。叙述者将两次拒绝归结为共同处境——两所房屋都对悲惨的人置若罔闻。这里的社会隔阂跨越了阶级界线。小说并未把穷人描写成必然富有同情心的人，财富也没有转化为责任。

街道上的恐惧

孩子继续穿过三条街，一再抬头望向黑暗的窗户，并敲响各家的门。没有人回应。婴儿被颠簸惊醒，吮吸他的脸颊；她以为他是母亲，因此没有哭。她对男孩的依赖使情形更为紧迫，而城镇的沉默却让这份需求只能隐而不宣，也得不到回应。男孩先前独自在旷野中，如今这座城镇却让他的苦楚更深——他走进了人类生活的中心，却仍孤独地置身于居民之中。

叙事以一段历史背景解释紧闭的窗户。1790年1月，伦敦刚刚遭受一场严重的瘟疫，人们害怕收留患病的流浪者，待客之道因而衰退。人们甚至不愿打开窗户，唯恐吸入受感染的空气。这段背景有助于解释人们的举动，却没有抹去其后果。居民的恐惧使一个求宿的陌生人变成了潜在危险；从男孩的处境来看，谨慎与遗弃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他感到人的冷漠比夜晚的寒冷更加可怕；圣尼古拉钟楼敲响三点，又标示出一段无人前来帮助的时光。

从需求到奇观

在对待格温普兰时，同一种社会失责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他的脸被弄成永远带着笑容的样子，但他的思想与感受并非如此。公众首先看到那副表情，几乎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旁观者发笑，随后转身离开。尤其是妇女，在笑容的新奇感消退后便躲避他。他那高大匀称、敏捷灵活的身躯也无法改变这种反应；他人如何对待他，取决于他的脸。

格温普兰的外貌使他在集市与十字路口的演出中声名远扬，人们觉得他的表演效果足以驱散自身的阴郁。但公众的取乐并不等于认出他是一个人，也不等于关怀他。人群把他的笑容当作奇观消费，却将承受这笑容的人排除在通常的同情之外。他的脸容易使人误读他的痛苦——苦恼可能让他看起来笑得更加厉害，因此他的内心感受越严肃，旁观者就越容易把他当作逗乐的对象。他的脸向观众传达的内容与他的真实感受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一种根植于观看本身的冷漠。

被迫的笑容意味着什么

格温普兰向贵族们讲话时，将这种误读化作控诉。他把脸上的笑容说成一种强加于他的标记，并将其解释为普通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与被迫沉默的象征。在他的讲述中，他自身显而易见的异样代表着更广泛的社会处境——一群人的苦难被欢快的表象所遮掩。他那张使他成为笑柄的脸，也成了他为那些同样被掌权者压得无法发声的人讲话的凭借。

大厅里的反应延续了言说与接受之间的张力。格温普兰停下来，等喧闹声减弱后继续发言；笑声仍未停止，只是变得轻了些。他努力解释自己脸上的表情意味着什么，却未能立即消除观众用来界定他的奇观。这个场景把个人受辱与政治排斥联系起来——他所提及的人民被当作遥远而抽象的群体，正如他本人也被化约为一种外表。从黑暗的街道到公开的大厅，冷漠都以拉开苦难距离的方式运作。城镇没有为孩子打开大门，人群也不愿轻易透过格温普兰的笑容，看见其中的人。